来稿作者：刘健宇

由官方推动的历史研究与应用，往往与国族身份建构与认同，和国家团结有重要关系。国家及／或政府掌握对本国历史的话语权，对于回答“怎样团结与领导国族”以及“我国与他／敌国的分别”时，尤为关键。

不少具有明确政治目标的国际组织及国家，近年积极对他国开展“认知战”（Cognitive warfare），旨在促使他国人民认可一些不利该国治理的思考方式，继而动摇政权的治理基础。这个领域始自美国学者透过跨领域整合哲学、人类学、语言学、心理学、电脑科学及神经科学等领域，创立了聚焦“认知过程中讯息传递机制”的认知科学；一些学者从认知学习的角度出发，首次提出了“认知领域”概念，即涉及人类的认知、感知、理解、价值观、决策等因素构成的领域。

本文将从中国、英国、美国与马来西亚的案例，探讨近年各国掌控本国历史话语权的制度建设，反映历史的功能既有“资政”，亦有助推动国家支持的意识形态。

中国：素有“存史资政”传统

“存史资政”是我国悠久的传统之一，历朝均有设立史官并编修前朝历史。2025年“九三大阅兵”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弘扬正确二战史观，坚定维护二战胜利成果”。配合近年内地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警惕，以及提倡干部熟读中国共产党的“大历史观”表明，执政党对于历史话语权的掌握，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首先于1951年成立“中央文史研究馆”，原本旨在保障当时德高望重但生活困难的老学者；1969年起，中央文史研究馆与国务院参事室合署办公，现时该馆主要职责为“敬老崇文、存史资政、文化建设”等，获委任的馆员皆是德高望重且著重等身的学者。此外，国务院亦先后成立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前称“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加挂“国家方志馆”牌子）等；在内地31个省级行政区，亦有成立省级地方志工作机构。

除了以上文史工作相关部门推动修史工作外，我国亦视一些历史研究为“国家任务”，上世纪末推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及其后继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以研究中华民族起源及上古史的研究为纲，均被列入国家“五年计划”。而国务院亦设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以资助内地高校从事包括历史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课题；近年更增设“冷门绝学研究专项”，以资助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古文字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与历史研究、传统文献和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等。

内地的经验表明，历史的研究与应用，与意识形态推动密不可分。无独有偶，自李家超政府就任后，香港亦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为纲，在各层面加强历史的应用：2025年10月公布的优化高中中国历史科和历史科课程框架，以至民间集资运作的“香港地方志中心”亦是其中的成果。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方向实非中国的独有现象。

大马：以历史团结各族人民

“历史记忆”的建构，有时比历史事实本身更为重要，一些多民族国家更尝试通过重构叙事，以团结各族。2022年，马来西亚第15届国会选举上，希望联盟领袖、后来胜选就任首相的安瓦尔（马来语：Anwar bin Ibrahim；中国外交部译为“安瓦尔”）提出“昌明大马”（马来语：Malaysia Madani）口号，其中便强调在追求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同时，必须兼顾“民族的精神和灵魂”（马来语：roh dan jiwa bangsa）。2024年成立的国家历史学家委员会（马来语：Majlis Sejarawan Negara），便由首相亲自担任主席，可见这项工作的重要性。

安瓦尔在国家历史学家委员会的成立仪式上，提到大马须建构一个植根于国家自身经验的叙事，并对抗殖民主义视角的历史叙事。回顾历史，东南亚不少国家均有“排华”的往绩，马来西亚在脱离殖民宗主国独立后亦难独善其身。今天该国还对不少与种族有关的议题时有争议，例如该国公立大学招生有优待土著的“固打制”，不少华裔学子就算公开试成绩优秀也难以入读本国心仪的学科；加上近年伊斯兰党（马来语：Parti Islam Se Malaysia）兴起，并在不少执政州份将保守风俗加诸于公共空间，也令当地华人忧心。

安瓦尔亦有表示，国家历史学家委员会将肩负编写参考资料、教学大纲、研究及宣传等功能，更认为该委员会有助解决可能破坏国家稳定、和平与和谐的历史扭曲问题，最终加强团结、加强马来西亚人的认同感和巩固国家。已故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曾提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Malaysian Malaysia），这个理念最终先在新加坡落实（即后来的“新加坡人的新加坡”），大马国家历史学家委员会也许会完成未竟的使命，其中不二法门或许是“历史话语权”的掌控。

英国：“存史资政”但难逃争议

除了团结国家外，国家主导的历史项目也为资政提供重要参考。英国一些部级单位如外交部（FCDO）及国防部，亦曾有史家团队。以外交部为例，其史家的角色是“就国际问题提供长期的、与政策相关的视角”，并为增进英国外交政策的“集体知识与理解”贡献。有趣的是，英国作为一个政权相对稳定延续的国家，该国亦有设立类似中国“中央文史馆”馆员的荣职：（苏格兰）皇家史学家（Historiographer Royal (Scoutland)）。最近一个“皇家史学家”委任刊于1993年的《爱丁堡公报》（The Edinburgh Gazette），得主是圣安德鲁斯大学苏格兰历史系原主任、历史学荣誉教授Thomas Christopher Smout。

英国亦有中央统筹的历史项目。内阁办公室自1908年设有“官方历史计划”（Official History Programme），旨在为未来的政府决策提供“经验宝库”（fund of experience），及为历史学家和公众提供一份“权威的”和“可靠的二手资料来源”。“官方历史计划”初时研究侧重于海军和军事历史，在1960年代则“扩大到涵盖和平时期的特定时期或事件”。已出版的作品主题包括两次大战、福克兰战争、国企私有化等。研究主题及参与研究的独立史家，均由首相批准，史家更将被授予超出《档案法令》（Public Records Act）规定的特权，可以查阅封闭文件，但最终稿件仍须得到政府批准。

最近一个“官方历史计划”批出的项目，是2024年的“英国政府在北爱尔兰问题期间对北爱尔兰的政策”——这个项目也被一些民间史家视为政府有意为争议题目“一锤定音”，特别是民间向来视政府在爱尔兰问题上包庇了不少为政府服务的“凶手”。值得一提的是，项目联席主席上议院议员保罗比尤（Paul Bew）是知名的英国爱尔兰裔史学家，及1970年代很多爱尔兰事件的参与者，其子伦敦国王学院（KCL）教授约翰比尤（John Bew）则曾任约翰逊内阁幕僚，领导《安全、国防、发展与外交政策整合评估》的编写，更活跃于大西洋智库网络，堪称“史而优则仕”的最佳代表。

美国：修史重建“美国价值”

与英国类似，美国也看重的历史学家在政府内部的角色。美国联邦行政机关共有15个部级单位，部份有设立全职史家岗位，例如国防部长（特朗普第二总统任期改称“战争部长”）办公室自1949年便设有首席史家（Chief Historian）。国务院历史办公室则根据1991年《对外关系授权法》（Public Law 102-138）设立，并被赋权编纂并出版美国对外政策官方文献史的责任；该法同时设立“历史咨询委员会”（Historical Advisory Committee, HAC）作为监督机构，成员包括9名来自美国外交关系领域有杰出贡献的知名学者；六名成员代表美国历史协会等组织；另外还有三名委任成员。

《美国对外关系》（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系列是该办公室的核心研究成品，旨在呈现“美国重大外交政策决策的官方文献历史纪录”。为此，参与编纂的史家被授予“全面且完整的权限”，得以查阅来自各个国家安全机构的档案，包括国务院、国防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乃至情报界。

然而，随着特朗普第二总统任期的开展，外界预测特朗普及其接班人，很可能在未来一段不短的时间主导美国政局。回顾其第一任期的措施，他已积极提倡“爱国主义教育”，但因受制于政敌及未能连任而功败垂成，当中的措施便包括成立“总统‘1776年’咨询委员会”（The President’s Advisory 1776 Commission）。该委员会于其第一任期结束后、拜登就任总统前，曾发表了充满争议的报告书——很多专业的历史学家质疑报告书的资料缺乏出处，也充满偏见。

然而，当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后，这些推动意识形势的措施卷土重来。在众多针对政敌的霹雳手段中，其中一项于2025年3月公布的行政命令“恢复美国历史的真相与理智”（Restoring Truth and Sanity to American History），首先斥责了美国自由派主导的“历史修正主义”，及美国最大的公共博物馆组织“史密森尼学会”近年“将美国和西方价值观描绘成天生有害且压迫性的叙事”，严词命令该机构“清除不正当的意识形态”。

从以上四个不同国家的案例可见，掌控本国历史话语权几乎与国族叙事密不可分，当中既有“存史资政”之用，也为国族认同提供论述。在今天泛政治化的时代，要保持专业的历史研究方法，越来越不容易。

作者刘健宇是政策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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