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6周年的国庆日（10月1日），回望我们自强不息的奋斗史，相信没有一个中国人会不自豪——从一个积贫积弱、百废待兴的落后国家，发展成为摆脱了绝对贫困问题、拥有着全部工业门类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正在以自信昂扬的姿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为有着一种勇于直面问题、勇于修正错误、勇于寻求突破的自我改革精神，年近“八旬”的国家显得朝气蓬勃，不仅能够与时俱进，而且可以走在时代前列，引领全球发展变局。然而，当我们将视线拉回香港特区，难免产生一种反差感，因为一群上了年纪的传统精英，以及那个港英遗留的官僚体系，正陷入了一种“停在过去”的迷茫，不知何去何从。

立法会主席梁君彦、选委界马逢国等资深建制派议员宣布不再竞逐连任，引发政圈讨论其余10名“七旬一代”会否相继退位让贤。不过，真正决定他们去留的，或许不是生理年龄的“老化”，而是从政思维和治理意识的“过时”。香港的传统精英，不管是行政机关还是立法机构的，不论是来自政界还是商界的，他们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大多是在一个已经逝去的时代中所铸就的。那个时代，有其特定的政治对立格局、经济发展模式和文化优越心理。而他们在那套旧秩序中如鱼得水，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和管治技巧。

然而，新时代的浪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冲刷着那套旧秩序的根基。政治上，“爱国者治港”原则的落实，使得昔日那套以对抗为核心的议会生态荡然无存；经济上，“新质生产力”的冲击和“全球产业链”的重构，正深刻地挑战着香港的传统优势和发展惯性；文化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持续完善，也要求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不断自我改进，更加公平正义。旧地图自然无法指引新航程，但不少精英却选择以不变应万变。

有些人，在少了“反对派”之后，就变成了彻底的“应声虫”，对如何解决自由市场机制的失调、财富分配结构的失衡、市民生活品质的下降和社会集体焦虑的累积等老问题束手无策。还有些人，选择退守与观望，口号喊得响亮，行动却很畏缩，害怕改革触动既有利益的格局，动摇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石。于是，有了这样一个吊诡的现象：当国家以宏大的视野，清晰地擘画着未来数十年的发展路径时，香港的每一步都充满了犹豫和争论。

为什么“年近八旬”的国家，显得比“正值壮年”的香港特区，还要年轻、更富活力？

因为国家勇于直面问题，香港却习于绕过问题。 “改革开放”至今，国家从未回避过自身的深层次矛盾，从国企改革的“下岗潮”阵痛，到“壮士断腕式”的反腐斗争和环境治理，无一不体现出向死而生的巨大魄力。反观香港，单单以房屋问题为例，面对全世界失控的楼价炒卖难题、面对“有人无屋住，有屋无人住”的发达城市哀歌，那些管治精英依然坚持那套以置业为主导的房屋政策，有意抑制公营房屋供应，长期让地产商家予取予求，导致越来越多人无法拥有安身之所，如今甚至出现要“够穷”才能不被“迫迁”的公屋悲剧。他们的选择很明确，任何可能动摇土地利益格局、挑战既有规划思维的大胆方案，都会轻易地在无休止的“利益拉扯”和“程序迷宫”中被消磨殆尽。

因为国家勇于修正错误，香港却囿于路径依赖。 国家的发展道路，从来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过程。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粗方式增长”到“高质量发展”——每一次路线调整，都是一次痛苦而深刻的自我扬弃，需要大胆破除旧有思想、放弃旧有方法、改变旧有路线；也正是这种不断否定自我、超越自我的勇气，才让国家始终保持活力，得以摆脱一个又一个困境，抓住一个又一个历史机遇。而香港呢？面对第三次社会大转型，却表现出极为固化的思维定式和永不认错的防御心态——每一次出了问题，官僚体系就会搬出所谓行之有效的政策法规，却无法识别有关工具早就不合时宜，更不愿意承认他们引以为傲的“程序正义”已经沦为“成果不公”。正是这种自我感觉良好，使得从“主要官员问责制”到“部门首长责任制”都形同虚设。

因为国家勇于寻求突破，香港却安于坐吃山空。 面对“科技封锁”，国家仍能凭借全球最完整工业体系、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并且在5G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制造业核心竞争力领域实现“弯道超车”；面对“去全球化”，国家先是提出促进各国发展战略对接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后又陆续提出多项公共产品，坚持国际秩序公平正义、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已然成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重要力量。至于香港一些传统精英，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只会反复强调香港在金融和法律等方面的传统优势，对如何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总是缺乏足够的想像力与行动力，甚至坚持政府不能干预市场运作的自由放任经济，迟迟不愿规划产业政策，导致香港落后多少创新竞赛，直到现届政府上场之后、在中央治港体系的建言之下，才有了明显的积极的转向。

可以说，若是敢于革新、拥抱未来、不断学习，那么无论年龄多大，都是年轻气盛的；反之，那些思想僵化、固步自封、沉溺过去的，即便年华正好，也已是暮气沉沉了。特首李家超上任以来，确实非常努力带领治港阶层提高治理能力、改善治理效能。接下来，他能否领导传统精英和官僚体系勇敢改革、破旧迎新，将是香港可否浴火重生、焕发活力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