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南京照相馆》应否禁止儿童观影争议：两分法的重要

来稿作者：李冠儒

《南京照相馆》即将在港上映，有人评价其对焦真实而非仇恨，亦有人质疑其向儿童灌输无差别的仇日思想。由于电影涉及大量暴力镜头，被香港定为IIB级——青少年及儿童不宜。不过，内地影院并没有禁止儿童观看，所以香港评级难免引起争议。

不少香港媒体报道，《南京照相馆》男主角（苏柳昌）的原型是于“南京大屠杀”期间，在南京华东照相馆当学徒的罗瑾；而电影故事则是描述原本“无价值”的中国平民，变成被日军视作能够提供翻译、冲洗照片等“有价值”的“朋友”，甚至被赋予平民视觉中的“特权”，后来觉醒并暗中抵抗，又冒死保留日军罪证影像，向国际社会展露日军暴行。

类似案例在日占香港亦屡见不鲜，已故资深传媒工作者郑明仁所著的《沦陷时期香港报业与“汉奸”》中就有记载“汉奸记者”暗中传递信息以抗日的细节，研究亦普遍指“汉奸”至少可被细分为配合实际反抗、消极依附及为虎作伥三类。除报业外，在“三年零八个月”期间还有很多香港居民积极报名成为“宪查”（注：警察）等以对日证明自己“有用”，否则就会面临随时被赶出香港、或失去配给资格而饿死等危机。《照相馆》所刻画的苦痛与无奈，让人不禁思考战争的残酷、和平的价值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不易。

不过，也有声音频频对《照相馆》提出质疑。其中，曾任《产经新闻社》台北支局长、目前已经入籍台湾的矢板明夫的言论被多方转载。他认为，《照相馆》掀起新的反日浪潮，故会警告日本朋友近期不要前往中国。他又指，多名日本历史学家批评《照相馆》充满不符合历史逻辑、自相矛盾的地方，因而质疑“日军虽有随军摄影记者，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拍摄日军勇敢作战，以及受到各地民众欢迎的照片，不会刻意去拍摄日军霸凌平民的照片……（摄影师）都会自带冲洗设备……不会把可能带有军事机密的照片交给当地照相馆去冲洗的……应该是一个虚构的故事。”随后，他引用一些内地网民的“无差别反日行为”，并表示：“一连串事件，明显都和中国政府推行的反日仇恨教育和宣传有关。”

为何会出现“无差别仇日教育”的说法？

《照相馆》上映后不久，短视频平台“抖音”确实出现一些内地儿童看完《照相馆》后自发撕毁自己珍藏的日本漫画、卡牌，又或是边哭边怒吼要杀日本人的影片，有关视频在国内外都被广泛传播。电影本身并无刻意强调对当代日本人的仇恨，但有关孩童的仇恨言行并没有区分过去与现在的日本人，加上电影涉及不少日本人肆意屠杀和焚烧中国人、残忍摔死婴儿等暴力情节，因此引发应否避免儿童让观看《照相馆》的争议。

《照相馆》的重点确实不在血腥与仇恨，也总得有相关镜头才能呈现“大屠杀”的残酷。以香港为例，在电影分级制度之下，《照相馆》被评为“青少年及儿童不宜”的IIB级，而非“只准18岁或以上人士观看”的III级。但依笔者之间，《照相馆》应该被评定为在IIB-III级之见，因为IIB级是指“含有少量的不雅用语对白或恐怖内容，有中/高度的血腥暴力、惊吓镜头，自杀、虐待、毒品描绘”，III级则是“含有大量清楚而明显令人感到情绪不安或受冒犯的内容；…有极度的血腥暴力、不雅用语对白、惊吓镜头…自杀行为”。

参考以往同类电影的例子，由牟敦芾执导的《黑太阳731》正是香港于1988年改行“电影三级制”后，首部被分为第III级的港产片。不过，内地并不实行电影分级制而采用审查制，能上映的话小孩就能看。笔者已在内地观看《南京照相馆》（下称《照相馆》）3次，观察到有不少父母携带子女入场观看，应是希望通过电影教育孩子“勿忘国耻”。然而，内地也有不少网民反思应否容许儿童入场观影，而已采取分级制的美日等国，都有声音质疑内地父母用心，甚至以此批评内地官方刻意放任乃至支持“无差别仇日教育”。只是，对于中国政府而言，“爱国教育”本来就应从小开始，官方也从没鼓吹无差别反日。

已故总理周恩来主张的“两分法”或能提供折中思路。彼时的“两分”就是明确区分“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和“大多数”日本人民。在现代语境下，可“两分”为刻意扭曲历史的与一般的日本人民。如此，在强调历史教育的同时，也可以赋予民众参与对日交流活动中的正当性。如果不进行“两分”，即便那些愿意反思历史罪行的日本人也会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中国百姓也较难理解官方及民间一些中日友好论调及活动，难以提高一般日本人民被中国人民攻击的风险，甚至被反华人士乘机炒作“中国威胁论”及“洗脑教育论”。

以往部分抗日电影也曾强调“两分”。《黑太阳731》就是在不允许儿童及青少年观看的基础上以“友好归友好，历史归历史”作为字幕开场，并以“仅以本片献给千千万万被实验的苦难人民”字幕结束，提醒观众勿忘军国主义日本在历史上对中国人民的迫害，但也不否定战后的中日友好合作空间。时至今日，中国所倡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与日本持股最多的亚洲开发银行（ADB）都于印尼大举投资高速铁路等大型基建，以及水利等民生工程项目，确实存在超越“中日影响力竞争”并在分工合作的情况下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贡献的可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在7月公开摒弃“我方超人化、敌方弱智化”的抗日神剧，不妨考虑更进一步，在影视作品加入类似的“两分”描述。

事实上，“两分法”长期处于失效或被遗忘的状态。日本东洋学园大学教授朱建荣等解释，这是因为“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之间国家关系层面的矛盾冲突上升，日本国内右倾保守势力甚嚣尘上……中国国内质疑乃至否定对日‘两分法’的声音明显增大”。笔者也在《石破茂友华立场引发自民党抨击——中日恩怨何去何从？》一文，指出为中国强征劳工辩护的内田雅敏等对华友好的日本人长期不被重视及宣传的尴尬。

笔者参与中日关系活动时，常听到日本国内的（前）友华派、知华派内部充斥着“不宣传及承认对华ODA的贡献”、“中国的抗日纪念活动过分强调仇恨而非反战”等质疑，也时常直面他们的“谢罪疲劳论”、以及“与中方失去共同目标”等说辞，甚至出现中日代表相互觉得对方做得不够多的局面。因此，重提“两分法”无疑能扩大与友华派及知华派的合作空间。鉴于中国近年多次强调要改善与邻国关系，若中日关系应被改善，“两分法”就要被重提，或者至少要将重提“两分法”这个课题当成争取日方合作的锁匙来认真看待。

至于日本研究者质疑《照相馆》失实的论述，纯属是打“稻草人”。即便电影中日军中对“仁义礼智信”的“地狱级”曲解有些浮夸，可导演本身从未说过该电影是历史纪录片，藉夸张手法描述日军摄影师伊藤秀夫如何一步步成为军国主义的狂热信徒，以及日军以“开发”、“共荣”、“自存自足”等美词粉饰其剥削之实。历史上的罗瑾，本应是照相馆学徒，电影中的苏柳昌却是在兵荒马乱之际为保命而被“赶鸭子上架”学“洗片”的邮差。此类改编是为了突出战争的残酷及无常，可更有效地带出铭记“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主题，因此无伤大雅。有关学者所为实在不能让中日任何一方迈向更好的未来。但愿认真思考两国的未来的人们，能够提出让中方兼顾爱国主义教育、和平教育的具体建议。

作者李冠儒是思哲研究所青年事务教育总监。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香港01立场。

“01论坛”欢迎投稿，来函请电邮至01view@hk01.com。来稿请附上作者真实姓名及联络方法。若不适用，恕不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