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莉珊｜从“明日大屿”的暂停看香港城市发展的战略转轨

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在施政报告前夕宣布，现阶段不宜继续推进“明日大屿”计划的法定环评程式，且未为专案制订推展时间表。这一决定，宛如在喧嚣的都市规划争论中投下了一颗冷静弹，其意义远不止于单个项目的“煞停”，更标志著香港城市发展哲学的一次深刻反思与必要校正。在商业楼宇价格断崖式下跌、发展商资金链紧绷、库房空虚、公共财政危机隐现的背景下，此举无疑是一次痛定思痛的理性抉择。它使香港社会不得不重新审视一个根本性问题：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一座全球城市应如何平衡发展雄心与现实约束、政府主导与市场活力、短期需求与长远可持续性？


“明日大屿”愿景的宏大与其所遭遇的现实困境，构成了香港发展史上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转捩点。该计划自诞生之初便承载著解决香港土地及住房长期痼疾的厚望，其规模之巨、耗资之巨，堪称香港史上最庞大的基建计划之一。然而，宏大的愿景必须扎根于现实的土壤。当前香港商业地产市场正经历结构性调整。中美贸易摩擦、以及内地经济增速放缓等多重因素叠加，导致写字楼空置率攀升，租金价格从高位回落。这种“断崖式下跌”并非周期性波动，而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香港作为传统商业枢纽所面临的深层挑战，在此背景下，若仍按原计划大规模推出新的商业地块，非但无法吸引预期投资，反而可能加剧市场供需失衡，导致资产价格进一步下行，最终拖累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加剧财政压力。

香港的公共财政状况更为这一决策的紧迫性提供了注脚。历经多年大规模社会支出与疫情时期的纾困措施，财政储备已较历史高位有所回落。同时，香港人口结构老龄化持续加剧，社会福利及医疗开支面临长期上升压力。面对如此财政前景，任何超大型基建决策都必须经受更为严苛的成本效益拷问。“明日大屿”所需的填海及基础建设投入动辄数千亿港元，其融资方案无论是以政府直接出资、发债还是公私合营（PPP）模式进行，均会对特区政府的中长期财政稳健构成重大考验。在收益前景不确定而成本极其确定的当下，暂停这一项目无异于为香港公共财政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缓冲空间，避免了在错误时间点陷入可能难以挽回的债务泥潭。

在此战略反思的十字路口，新加坡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照系。同为城市国家与亚洲金融中心，新加坡在土地资源极度稀缺的条件下，其填海造地策略却呈现出迥异于“明日大屿”宏大叙事的特点：分阶段、小步快走、紧密贴合实际需求、并高度注重与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动态协调。新加坡的填海工程从不追求一步到位的规模效应，而是采取模块化、反复运算式的开发模式。从滨海湾到裕廊岛，每一个填海项目都与特定阶段的产业升级、住房需求或基础设施提升目标直接挂钩，并留有根据未来情况变化进行调整的充足余地。这种策略不仅有效分散了财务风险，更保证了新开发土地能够及时被市场需求所吸收，避免了资源闲置与浪费。

香港未来城市发展路径的再构想，必须建立在此次“明日大屿”暂停所带来的反思基础之上，转向一种更具韧性、更可持续、也更契合香港独特城市肌理的发展范式。香港应积极探索“避免需求”的规划策略。这意味著城市发展不应被动地满足所有预测的土地需求，而应主动通过政策引导，塑造更集约、更高效的空间利用模式。

未来任何大型发展项目都必须嵌入强大的气候适应与生态修复维度。面对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等气候挑战，位于沿海地区的香港必须重新审视大规模填海的环境风险。新的发展思维应摒弃“征服自然”的旧范式，转向与自然共生的蓝绿基础设施互联网建设。这包括保护与恢复天然海岸线、利用湿地公园进行洪水调蓄、将城市设计与通风廊道、城市降温相结合等。生态价值不应被视为发展的代价，而应作为提升城市韧性、居民福祉和长期资产价值的核心要素。

最为关键的，是建立一种更加开放、包容和动态的城市治理模式。土地与发展政策关乎所有市民的切身利益，其制定过程必须突破传统的官僚与技术决策黑箱，纳入更多元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包括社区组织、专业团体、学术界以及普通市民。通过审议规划流程、公民陪审团、数位参与平台等创新机制，将公众咨询从“事后告知”转变为“事前共谋”。这不仅能提升政策的社会接受度，更能汇聚民间智慧，识别潜在风险，共同塑造真正符合香港长远利益的空间未来。

暂停“明日大屿”非但不是规划的失败，反而可能是香港迈向更智慧、更精细化城市治理范式的重要契机。它提醒我们，一座伟大城市的塑造，从来依靠的不是孤注一掷的豪赌，而是基于现实洞察的持续调整、基于开放对话的社会共识、以及基于对未来负责的审慎勇气。这或许正是“明日大屿”按下暂停键后，所给予香港最宝贵的礼物。

作者杨莉珊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会长。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01论坛”欢迎投稿，来函请电邮至01view@hk01.com。来稿请附上作者真实姓名及联络方法。若不适用，恕不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