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正处于经济转型的重要关口，正如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施政报告2025》中详尽阐述的构想，粤港湾大湾区的建设将为香港带来历史性机遇，北部都会区作为香港对接国家战略的重要平台，将是把握这一机遇的关键所在。这一发展计划远不止于房地产或土地开发的项目，更是推动香港蜕变为国际创科教育枢纽的核心工程，对香港未来具有深远意义。

谋划北部都会区的未来，需要有高位视野。我们不妨参考国际成功的经验，其中美国加州的矽谷模式尤其值得借镜——它并非理论空谈，而是一套经过实践验证的“政府播种、学研界与产业界共舞”的有机生态。此模式正是我们构建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的战略核心，必须深刻思量，灵活嫁接至本土，因地制宜，方能开创自己的道路。

矽谷的成功，普遍被认为与美国政府早期的战略布局密不可分。1950至1980年代期间，政府透过大规模投入创新科技领域，逐步建构起坚实的“产学共生”体系。例如1950年成立的国家科学基金会，主要于大学层面推动并资助基础科学研究；1958年成立的国防部高等研究计划局，投资高风险、高报酬的研究；1980年通过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拜杜法案》（Bayh-Dole Act)更是关键转折点，允许大学、中小企业及非营利机构保留联邦资助所获发明的所有权，从而激励他们将研究成果专利化并授权给产业界。

在政策支持、史丹福大学的主动参与、关键技术突破以及创业生态蓬勃发展等多重因素交织下，矽谷逐渐崛起。其发展根源可追溯至半导体产业的驱动，早期如惠普、萧克利半导体实验室、快捷半导体公司等具远见的企业，与史丹福等顶尖学府形成密集的创新聚落，奠定了矽谷的基石。

那么，如何将矽谷经验融入北部都会区的具体规划？

首先，政府须担任“战略指挥”。《施政报告》明确承诺发展北部都会区，政府的关键角色在于协调香港学术科研机构与企业、初创公司及创新者之间更深层的共生。香港应在具备相对优势的领域（如人工智慧、先进材料、生命科学、微电子及多元应用科技）集中投入研发资源。同时，政府可通过建立安全的数据流通框架，促进内地数据合规高效流通至香港，进一步提升本地研发能力。配合监管“沙箱”等灵活政策，此类支持将有效连接实验室成果与市场应用，降低创新风险，巩固北部都会区作为大湾区核心科技枢纽的地位。

其次，大学应成为“创新引擎”。这正是“大学城”概念的关键价值。北部都会区汇聚世界级大学及科研机构，是香港显著的优势所在。但要要复制矽谷的奇迹，大学需超越传统学术职能，转化为孕育创新的土壤与创业生态的核心枢纽。这需要文化转型：大学在鼓励学术发表的同时，更应重视专利申请与产学研转化。我们应为师生创设更灵活的参与机制，例如分阶段参与初创专案，并积极吸引成功企业家回归校园，担任创业导师。

借镜矽谷之余，香港本地也有成功案例。香港科技大学多年来持续培育创新文化并建设相关基础设施，其模式与史丹福相似，聚焦将研究转化为实质影响。透过在大湾区建立的四个孵化器——香港的“创新海湾@CWB”、深圳的“蓝湾孵化器”、广州的“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青年创业基地”及“香港科技大学佛山技术转移与产业化中心”，我们已成功培育出一批创业领袖。

第三，培育支持有机成长的创新生态。市场无法靠任务指派而创造出来，但却需要悉心培育。政府与大学应携手建设软性基础设施，包括引入风险投资、智慧财产权法律服务、原型开发工坊以及可负担的共用办公空间。同时，规划中须注重宜居性，建设配备优质住房、国际学校及文化设施的活力社区，吸引全球人才安心扎根于此，而非短暂停留。此生态系统将无缝融合深圳的制造实力与香港的金融专业服务，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与价值链。

北部都会区是香港发展的百年大计，堪称本地的“登月计划”。矽谷的成功路径为我们指明了路向：政府营造环境，大学释放潜能，市场孕育生机。三者协同，方能将北部都会区从城市建设专案，升华为驱动香港脱胎换骨的新经济引擎。愿景已明，下一步的关键在于汇聚全球智慧，脚踏实地将蓝图变为现实。

作者郑光廷教授是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研究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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