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冠儒

日本的排外现象正在撕裂社会，笔者与处于两端的日本友人们访谈后发现，部份受访者“不排外但反华”，而在他们的记忆中，中国于2008年出现过一系列非传统安全事件，导致不少日本国民质疑中国为了发展不惜牺牲后代利益，此后开始拥抱“中国威胁论”。直到今天，尽管中国已在努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且成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市场、全球最大的清洁能源设备制造国，也无法改变他们对中国的负面印象。那么，具体而言，在2008年，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又是如何解读的呢？

1月：所谓中国产“毒饺子”事件

中国人大多不曾听闻过该事件，可但凡出生于1995年后的日本人，十有八九听过所谓中国产“毒饺子”。2008年，千叶市兵库县多名日本人在进食天洋食品（中国）生产的饺子后中毒，经调查后当地派出所确认饺子内含农药，新闻引起公众恐慌，怪责中国的食物不安全，最后却查明中国犯人吕月庭进行恶性投毒。2014年1月20日，《日经新闻》报道河北省石家庄市的中级人民法院正式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吕月庭无期徒刑，证实她利用工作之便进入冷冻库，曾以注射器向速冻饺子等产品注射甲胺磷。《日经新闻》还提及，毒饺子事件导致日本方面对中国制食品感到深刻不安，甚至一度发酵为中日两国的外交问题。不过，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等日本官方组织均愿意承认那是个人行为。

站在中国官方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吕某的个人犯罪行为，而非国家层面的非传统安全事故，因此无需多言，“身正不怕影子斜”。然而，彼时确实有许多日本媒体刻意扭曲事件，将其描写为食安问题，导致“该中国犯人代表全中国”的错误演绎深入人心。结果当年“日本流行语大赏”中，“毒饺子”（毒入りギョーザ）成为大赏的后补语，言论NPO的中日联合舆论调查的结果也反映“食安”是当年最重大议题。2019年ntv的《震惊世界的新闻》（ザ！世界仰天ニュース）也再次回顾该事件并污蔑它是“中国的食安问题”。

5月：汶川大地震及围绕“豆腐渣工程”的讨论

5月发生汶川大地震夺去了大量生命。国际协力机构（JICA）等采用了较友好的口吻来刻画日方救援人员成功抢救汶川孕妇的故事，记载该孕妇表示将来要督促孩子学习日语、知恩图报。可日本主流媒体普遍倾向以“豆腐渣工程”为题批判中国未能使用符合规范的材料建造安全的公共设施。例如日本知名防灾专家山村武彦曾表示：“（汶川）老旧的不耐震建筑物…（震后）像人间地狱。”长期面对地震威胁的日本群众对大规模震灾有共情，有关报道让他们意难平，特别关心“是天灾还是人祸”等人道讨论。因此，当日媒披露“希望学校崩坏，但政府建筑尚在”等负面内容时，有许多日本读者就认定是当局偷工减料，最终崩塌并导致大量师生伤亡。“草菅人命”的负面形象从此深入日本人心，使得“中国制造”、“中国援外”都在日本留下“便宜、快、品质不可靠”等刻板印象。

7月：“三聚氰胺奶粉”

“毒饺子”事件确实是个体的犯罪行为，惨遭日媒炒作。但同年7月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无疑是重大食物安全危机。当年，日本食品安全委员会和厚生劳动省等日本政府部门，在短时间内完成共计23份相关的食品安全调查报告，指出大量食用三鹿集团旗下奶粉的婴儿中有不少患有肾结石，强调“在三鹿奶粉中发现了违规添加的化工原料——三聚氰胺和三聚氰酸，目的是在进行蛋白质含量测试时，通过这种低成本的方式提高氮含量的水准，让产品看似更有营养…部分婴儿的头部也因此变得肿胀”。日本市民在看到相关“人祸”后，难免又再联想到1月初的“毒饺子”事件。笔者多次分析，日本人非常重视可持续发展、人的安全等等价值，在他们眼中，“三聚氰胺奶粉”和“豆腐渣工程”都是为了当下利益而牺牲后代利益的恶行，自然更加拥抱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反华情绪反助日本扩大对外援助？

JICA库务、财务及会计部部长安藤直树的研究指出，日本在2006年和2007年分别终止对中国的“无偿资金援助”和“新规日元借款”后，“支持增加（日本政府）官方开发援助（ODA）”的日本受访者比例开始快速上升，“这与反华情绪有密切关系”。反华情绪高涨时，日本受访者会强烈要求日本政府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比中方更优质的对外援助，借此争取拥有比中国更大的国际影响力。有趣的是，日本内阁府《外交相关舆论调查》（外交に関する世论调查）显示，2008年选择“支持增加ODA”的受访者的增幅较2006和2007年这两个关键节点大：自踏入21世纪以来，长期有40-55%受访者支持ODA政策维持不变，而在2006年增加了23.1个百分点，2007年再上升至24.8个，2008年更激增30.4，到2010年则达到本世纪最高点——31.5。由此可见，2008年确实是关键节点。

直到今天，我们依然经常能在日本媒体上观察到用“优秀的日本ODA”挑战中国影响力等反华说辞。例如《产经新闻》在2022年4月6日就曾发表《用日本模式对抗中国》的报导。“战后，日本被限制行使军事力量的权利，因此ODA成为日本（在国际上）发挥其重要作用的外交工具…（东盟）对日本的‘信赖度’较高，但在‘地区影响力’方面，中国出类拔萃…由于日本的财政与资源有限，在物资数量方面日本无法与中国比，因此日本（与中国竞争的）焦点是‘质（量）’。”这种“以日本优秀ODA抗衡中国‘债务陷阱’”的论调离不开2008年中国的非传统安全事件造成的负面印象。专门负责宣传ODA的《国际开发研究》杂志总编辑荒木光弥更声称：“包括研发援助在内，将资源用于更高水准的技术转移和人才培养方面，对受援助国家的政策起草、制度设计等层面产生比中国更大的影响，才是日本对外援助取得成功的关键。”

有关的记忆与叙事，正是日本反华派的“根”，造就了一批在日本当下排外浪潮中不排外但排华的特殊反华群体。即便如今中国已经积累了大量实事求是的利他案例，日本的“中国威胁论”者们依然不愿接受这些事实——用受访者的话来说，是“2008年的伤痕实在太深”。

作者李冠儒是思哲研究所青年事务教育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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