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刘健宇

近年，“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为主的全球公共卫生体系，正积极吸纳“传统、补充与整合医学”（Traditional, Complementary, and Integrative Medicine, T&CM，下称“传统医学”）。一般而言，“传统医学”被定义为“基于不同文化固有的、可解释或不可解释的理论、信仰和经验的知识、技能和实践的总和，用于维护健康以及预防、诊断、改善或治疗身心疾病”。

世界卫生组织（WHO）最新发表的《2025—2034年传统医学策略》中提出，支持成员国“利用‘传统医学’对健康、福祉和以人为本的医疗保健的潜在贡献”，并“透过监管、研究和整合来促进‘传统医学’产品、从业人员和实践的安全有效使用”，为全球范围内的整合提供了框架和指导。本文将会选取几个曾被英国殖民统治的司法管辖区，探讨当地吸纳“传统医学”的最新发展。

美国：吸纳赫蒙族萨满

1975年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又称“越南战争”、“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结束后，位于越南、老挝的苗族（中国官方译音：Miao）难民移居美国——这些苗族的离散群体主要自我认同为“赫蒙族”（Hmong），故本文将沿用此一名称。赫蒙族人多数定居在维珍尼亚州的默塞德（Merced），包括该族首领穆阿（Dang Moua）一家。1983年《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引述了时任默塞德难民服务协调员称：“（赫蒙族人）根本不习惯西方的医疗保健。他们必须克服许多恐惧和知识的匮乏。”

1997年出版的《黎亚：从医病冲突到跨文化误解的伤害》（The Spirit Catches You and You Fall Down）聚焦了一场赫蒙族与美国医疗体系的碰撞。事件源于黎亚自出生后即罹患癫痫，在赫蒙族的世界观代表她是天选之人，长大后可以当巫师之类的人。然而，由于当时的美国缺乏赫蒙族“萨满”（shaman）——中文世界称为“端公”（duāngōng），赫蒙语的发音为“Txiv Neeb”，当黎亚被带到西医的医务所求诊后，医生的治疗方式不被黎亚父母理解和接受；及后由于黎亚父母并未依从医生的治疗方式，医生遂怀疑事涉“虐儿”，而提请司法系统剥夺黎亚父母对其监护权。

经过漫长的文化碰撞，今天美国有不少吸纳赫蒙族萨满的措施。加州基金会（California Endowment Foundation）资助了一系列为期7周的证书课程，受训萨满将参与西医主导的健康教育课程，并参观医院的急诊室、手术室等，毕业后他们将会可穿着特殊刺绣的夹克，在医院就诊时穿上。加州仁慈医疗中心（Mercy Medical Center）则提供赫蒙族认证萨满计划（Hmong shaman certification programme），旨在为赫蒙族萨满提供40小时培训，内容包括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资讯；认证萨满将可于该医院进行九种不同的赫蒙族仪式。

大多数认证萨满疗法介入措施，往往并非以奇迹康复而告终，而是在引导病人寻求治疗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例如赫蒙语中没有“糖尿病”的词汇，当赫蒙族患者因糖尿病症状寻求萨满疗法，受训萨满则会转介医生跟进。一些赫蒙族新一代看到传统文化融入美国主流公卫体系，而强化了对自身传统文化的认同与自信。由上可见，“传统医学”的医疗价值虽然难以通过循证医学验证，但却可在病人心理及精神，以至不可预见的范畴发光发亮。

纽加：满足人民心理需求

在纽西兰和加拿大若干省份，传统医学的整合更被视为原住民与“第一民族”（过去欧洲殖民者认为自己最先出现于若干“新大陆”，并称当地无人居住；今天为了扭转此认知而重新“正名”）的权益。纽西兰的毛利传统医药（Rongoā）认为，健康由四个浑然一体的支柱构成：精神（taha wairua）、心智（taha hinengaro）、家庭（taha whānau）和身体（taha tinana）。1840年由英国政府与毛利人签订的《怀唐伊条约》（Treaty of Waitangi）列明，毛利人对其“宝藏”（taonga）有“完全自决权”（tino rangatiratanga），而毛利传统医药正被视为此类宝藏之一。

纽西兰历史上的《1907年巫医遏止法令》（Tohunga Suppression Act, 1907）及《1908年庸医预防法令》（Quackery Prevention Act 1908），被视为打击毛利传统医药执业者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毛利人主导的治理机构（例如：Te Kāhui Rongoā）视推动传统医药的使用为保护毛利知识（mātauranga Māori）的关键。为了巩固毛利原住民的权益，国家卫生部于2006年制订了《毛利传统医药发展计划》（Rongoā Development Plan），旨在增加投资、制订业界标准、服务委托、发展从业队伍并增进对毛利传统医药的理解 。

加拿大亦与纽西兰一样，积极扩大当地第一民族的利益。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of Canada）便呼吁各省卫生主管部门有所作为，为第一民族病人及其家庭提供“传统医学”疗法。卑诗省早于2007年成立第一民族健康议会（First Nations Health Council, FNHC），旨在拉近第一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健康差距，并督导2013年成立的第一民族医疗局（First Nations Health Authority, FNHA），后者专责统筹省内涉及第一民族的保健策略与服务。

此外，亚伯达卫生署（Alberta Health Services）于2023年推出《病人参加原住民精神仪式政策》（Patient Access to Indigenous Spiritual Ceremony Policy），旨在协助医院第一民族联络员与传统全健协调员（Traditional Wellness Coordinator）等持份者，协助于医院内举办烟熏（smudging）及其他仪式。从纽西兰及加拿大的实践经验可见，当地的传统医药往往与第一民族的权益挂钩。更重要的是，有关部门往往通过挖掘“传统医学”的另类价值，达到正式承认、满足人民心理需求的效果。

循证医学不分中外东西

不少推广传统医学的司法管辖区，往往是以循证医学为前题，发挥“西医”与传统医学的最大价值。其中一个较为特殊的案例，便是希望推动该国“阿育吠陀”（Ayush）的印度。阿育吠陀的核心理念认为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并依据五大元素（空、风、火、水、土）和三种生命能量（Vata、Pitta、Kapha）的比例组成独特体质；阿育吠陀强调，透过个人化的饮食、生活习惯、草药、瑜伽、呼吸法和身心连结来平衡身体能量，预防疾病并促进身心灵的整体健康。

自印度独立后不久，该国便积极推动阿育吠陀的发展。这些努力最终促使印度于2014年制订《阿育吠陀使命》（National Ayush Mission）及成立一个部级单位：阿育吠陀部（Ministry of Ayush）。《阿育吠陀使命》包括在各级医疗体系，特别是基层医疗层面结合及推广阿育吠陀，并建立科学研究、人才培训的体系。这些措施与我国推广中医药的政策方向相近，但两者的内涵却有显著差异。

最大的问题在于阿育吠陀能否经历循证医学的考验。针对第二型糖尿病、骨关节炎、高胆固醇血症等阿育吠陀主治疾病的临床研究表明：尽管某些单一疗法显示出潜力，但阿育吠陀作为一个“传统医学”体系，“并未得到科学证据的支持”，许多疗法“缺乏可用于可靠决策的坚实研究”，其潜在风险与益处“仍未被证实”。还有更多针对“顺势疗法”及阿育吠陀制剂中重金属毒性的问题，篇幅所限本文不赘。

更重要的是，阿育吠陀部辖下的印度医学中央委员会（Central Council for Indian Medicine, CCIM）于2020年称将授权阿育吠陀医学生受训后，可以独立执行多种手术，涵盖外科、骨科、眼科、耳鼻喉科等领域——代表循证医学医生的印度医学协会（Indian Medicine Association, IMA）认为，“多重疗法”（polypathy）是指在适合的病症使用不同医疗体系进行治疗，但允许一个不熟悉循证医学的“传统医学”执业者进行手术，是将不同元素胡乱拼凑的“混帐疗法”（mixopathy，为新造的词汇）。

循证医学基于严格的证据层级体系，其中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系统性文献回顾（Systematic Reviews）与统合分析（Meta-Analyses）旨在精确分离单一干预措施的效果，以便客观评估其因果关系。循证医学对于公共利益至为重要，因为“医学执业者”悬壶济世的同时，可能对病人造成危害，甚至影响公共卫生。真正具有医疗效果的疗法，应能通过循证医学的验证，为人类的健康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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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健宇是政策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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