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8周年。香港特区立法会即将于年底迎来换届选举。近日，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宣布不再竞逐连任立法会议员，结束了他在立法会21年的服务生涯。这位已出任五届立法会议员、两任立法会主席的香港特区最资深议员之一，用“敢担当”、“做实事”来形容过去四年立法会工作的成果。

从2022年1月至2025年7月中旬，第七届立法会已通过117项法例，较上届同期多出九成；在此期间审批通过的拨款建议超过240项，涉及款额达到6550亿元，较上届同期增长百分之五。这些资料背后是关乎市民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得到解决。

近年来，关于香港立法会角色的讨论不绝于耳，“橡皮图章”的质疑与“有商有量”的肯定，交织在一起。那么，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香港立法会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它如何在避免陷入西方议会政治困境的同时，保持自身特色并有效履行职能？这不仅是关乎香港治理效能的核心问题，更是“一国两制”实践成效的重要试金石。

香港立法会既不是某些人刻板印象中的“橡皮图章”，也不是西方式对抗政治的翻版，而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探索出的具有香港特色的议事机构。其“有商有量”的议事文化、务实高效的工作风格、既监督又合作的府会关系，共同构成了一种不同于任何其他政治体制的独特模式。

从文化渊源看，“有商有量”体现了中华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智慧。与西方对抗式政治文化强调冲突与制衡不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更注重协商与共识。这种文化特质为香港立法会的议事风格提供了深层的文化支撑。在香港这个中西文化交汇的地方，这种基于中华文化底色、吸收西方议会技术元素的混合模式，展现出独特的生命力。

理解香港立法会的独特性，需要通过比较的视角。只有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制度光谱中，我们才能准确把握其定位。与西方议会相比，香港立法会的差异更为明显。许多西方议会建立在严格的“三权分立”基础上，强调权力的“制衡”甚至“对抗”。在美国国会，政府提案常因党派斗争而被搁置或大幅修改；在英国议会，反对党的重要职能就是“反对”；在一些欧洲国家议会，小党林立导致政府频繁更迭、政策缺乏连续性。这些制度虽然有其优势，但也常导致政治僵局和治理效率低下。

香港立法会采取的是另一种思路：在确保有效监督的同时，避免陷入“对抗政治”漩涡。立法会议员固然会批评政府施政，但更注重提出建设性替代方案。这种制度设计使香港能够避免西方常见的政治瘫痪，保持政府施政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衡量一个议事机构的价值，最终要看其实际成效。近年来，香港立法会在推动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完善法治等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形成了“真真正正可以做事的常态”。

在经济发展领域，立法会高效审议通过多项促进创新科技、金融服务发展的法案，为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提供了法律保障。在民生改善方面，立法会审议通过了多项重要民生法案，涵盖住房、医疗、教育、社会福利等各个领域。在法治维护方面，立法会严格依照基本法和相关法律履行职责，既尊重政府的提案权，也认真履行审议职责。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香港立法会面临着如何进一步优化角色、提升效能的时代课题。未来的发展路径，应当是在坚持根本原则的同时，与时俱进地完善自身运作。尤为重要的是，立法会需要在复杂国际环境下坚定维护香港利益。随着国际地缘政治变化，香港作为国际城市面临诸多外部挑战。立法会应当支持政府依法行使自治权，抵御外部干预，同时保持香港的开放性和国际化特色，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

作者杨莉珊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会长。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01论坛欢迎投稿。请电邮至01view@hk01.com，附上作者真实姓名、自我简介及联络方法。若不适用，恕不另行通知。香港01保留最终编辑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