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强台风“桦加沙”过后，将军澳海滨部分商铺损毁严重，未能赶及中秋节恢复营业，令公众再度关注当年的防护决策。假期前，有记者访问笔者，提及政府在2018年未采纳我提出的离岸防波堤建议。借此机会，我希望从更客观的角度，探讨当年政府的考量，以及为何现时有必要重新审视相关方案。

“山竹”袭港后的务实决定

2018年超强台风“山竹”袭港，将军澳海滨公园及长廊严重受损，邻近住宅出现水浸及停水停电，公共设施亦被海浪冲毁。当时，我以西贡区议员身份建议兴建离岸防波堤，保障海滨商户及临海屋苑免受极端天气影响。

不过，政府评估后认为，挡浪墙的建造成本较低、施工较简便，且维护成本可控；加上历史数据显示，超强台风频率不高，挡浪墙被视为足够应对。从工程角度而言，离岸防波堤需考虑海底地质、水流动力等复杂因素，技术及资金投入远比挡浪墙为高，因此政府最终选择了挡浪墙方案，也是一个务实的决定。

过去七年，气候变化已成为新常态，极端天气的频率与强度明显增加，专家估算类似“桦加沙”级别的超强台风出现率更超越以往。经济损失的累积效应亦日益显著——每次风灾带来的直接损毁、商业中断、修复开支及保险赔偿等间接成本不断上升。若将时间跨度拉长至十至二十年，反复的维护开支可能已超过一次性兴建更强防护设施的成本。

七年后极端天气的常态化

这些新情况反映，提示我们要以新视角评估防护标准。过往基于历史数据的风险分析，在气候变化下可能已不适用。与其被动承受台风带来的连年损失，主动投资具长远效益的基础设施，从根源降低社会整体风险成本，值得认真探讨。

将军澳的未来发展蓝图有77区海上活动中心和132区的多项临海设施，包括接收电力及变电的电站、建筑废物处理设施、公众填料转运站、废物转运站及混凝土厂等，均需更高规格的保护。一旦这些设施受巨浪冲击，后果将远超商业损失：有毒物质泄漏——电力设备中的绝缘油、重金属，或建筑废料中的化学物质若流入海洋，将对将军澳水域造成长期污染；生态灾难——混凝土厂的强碱性物料、废物转运站的塑胶微粒和有机污染物，可能导致珊瑚群死亡，严重破坏海洋生态；清理成本高昂——这类复合污染近乎不可逆，治理费用势将远超防护工程投资。

考虑到上述高生态风险，政府除了加强防护，更应重新审视这些设施的选址，避免将高风险设施设置于极端天气频繁的临海地区。

从“被动应对”到“主动规划”

基于当前挑战，我建议政府对将军澳海滨进行全面评估，包括：第一，计算历次风灾的经济损失及保险理赔数据；第二，评估临海设施可能带来的生态风险与社会成本；第三，重新研究离岸防波堤方案的可行性与效益；第四，审视高风险设施选址，考虑迁移至对海洋生态影响较低的地点。

政府须在“被动承担损失”与“主动投资防护”之间作出明智抉择。与其动用公帑年年修复、让社会承担保费上涨，更应制定前瞻性防护策略，为将军澳居民与生态提供实质保障。

七年前，基于当时条件与认知，政府的决定是务实的；今天，面对新挑战与机遇，重新评估防护方案同样是务实与负责任之举。这并非否定过去，而是对未来负责。

在极端天气常态化下，我们不能再以旧标准规划将来。期望政府以更宏观的视角，综合经济成本、社会成本与生态风险，为将军澳制定安全且可持续的发展方案，让海洋环境与社区设施足以应对未来的气候挑战。

作者张展鹏是西贡全职区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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