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格局波谲云诡，来自外部的打压与遏制正步步紧逼。今年五月，国家发改委发表题为《“十五五”将是一个怎样的五年？》的文章，指出我国发展已进入“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的关键时期。面对不确定性日益升高的国际环境，国家势必要加快完善“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并透过多元平台支持本地企业出海，开拓国际新市场与新伙伴。

香港的角色不仅是“联系者”，更要成为改革的“推动者”。行政长官在《2025年施政报告》中指出：“过往我们较着重引进来，但未来新机遇将更集中在走出去。”这不只是策略转向，更是香港改革进程的重要一环。要真正“走出去”，香港须在制度、思维与行动层面同步革新，打破既有框架，重塑定位。民思政策研究所提出“铺桥搭路”，不只是对外连结的策略，更应成为香港新时代改革的代名词。爱国者治港团队，包括政府、议会、商界与具影响力的企业，都应主动突破旧有思维，积极开拓局面，联系新朋友、创造新合作领域，共同为香港开创更具前瞻性的国际舞台。

把握国际局势发扬香港优势

正如发改委的判断，俄乌战争阴霾仍未散去、中东局势依然混乱而不明朗、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变得更难以捉摸。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只能坐井观天；我们更应该主动出击，发扬香港优势。

比如说，美国在绿色政策上开倒车，“大而美”法案通过的几个月后，当地能源产业受严重打击，今年上半年已有9家大型洁净能源公司破产。而特朗普在公开场合宣称气候变化是一场大骗局，更再度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可以预期美国在绿色发展的国际影响力急剧下降。正当此时，香港早前发行270亿港元绿色与基建债券，吸引超过30个市场的投资者，总认购金额达2,370亿港元，这说明我们有能力着力发展香港成为全球绿能IPO与绿色金融中心，从而支持国家竞逐美国退场后的影响力缺位。

另一个例子，是中国建设经济特区的经验已通过跨越世界版图，在异国他乡植根。卢旺达划定吉佳利为新经济特区，至今已吸引广泛国际企业进驻，更创下物流成本比邻国低至少三分之一、通关速度提升4倍的辉煌成果。中国和埃及共建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截至今年合作区共吸引接近200家企业入驻，累计销售额超过50亿美元。那么，香港正在建设的北部都会区，理应成为“一国两制”下构建经济特区的最佳试验田，进一步发扬中国经验，向外界说明我们的经济特区是能够跨越固有习惯、制度、法律，成为优秀的路演舞台，支持国家进一步开拓与外地共建经济特区的布局。

开拓合作网络创造崭新空间

无论是绿色金融，还是大型经济特区的发展，这些都是香港目前已具备的基础。然而，铺桥搭路并不只是打好手上的牌，更要“多摸牌、多砌牌”，努力创造更多元的经贸合作模式。今年六月，中国暂停了对美国大豆的进口，转向前往巴西大规模采购，这除了是大国博弈之间的经济棋盘，亦呈现了南美市场对国家和香港的新意义。去年香港与秘鲁在利马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亦标志着双方经济合作进入全新阶段。值得注意的是，秘鲁和智利亦盛产藜麦、牛油果、大豆、樱桃等农产品，香港企业绝对有实力结合南美原料特色，例如以南美大豆制造未来食品，并部署建立“南美—香港双边贸易走廊”，连接中国内地、东盟及大湾区，通过香港的国际营销网络将南美原材料推向全球市场。

另一个具潜大经济效益的机遇，在于香港的职业教育产业。匈牙利自1990年代起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并与香港同在2015年大幅增加投资，现已成为全球享负盛名的职教体系之一。作为“一带一路”重要成员，匈牙利与中国在职教领域合作紧密。2023年“中国—中东欧国家职业院校产教联盟校企交流暨首届学术论坛”更推动匈牙利结合高校集群，共同向非洲输出职业教育服务，建立伙伴院校，为当地企业提供定制培训课程。香港可与匈牙利共建中欧职业教育产业枢纽，尽快组织应用科学大学联盟访问匈牙利，探讨开设分校或培训中心，并邀请对方进驻未来建成的北都教育城。政府亦可主动联络计划访匈的内地院校，与香港高校“并船出海”，尽早编织更紧密的合作网络。

擅于出谋献策致力跨界实现

“铺桥搭路”不只是具体政策的方向和落实，若要开拓网络、扩展舞台，更深一层的意义是考验香港管治团队能否铺“桥”搭路，也就是说要有足够的创意来提出崭新的建议。我们过往太崇尚“行之有效”，而令“与时俱进”落了下风。许多程序和法规上的制约，导致香港在特定领域停滞不前，其中一个笔者最在意的是个人私隐相关的议题，现行法规显然未能及得上“数字经济”的时代需求。

对于未来的管治团队来说，最大的考验就是我们能否做到“承传创新”，立足于以往经验择其善者而从，又能够取材当下、与时俱进，构思出突破性的新方案、新想法。在一日千里的世界，摆在眼前的事实是各个地区的治理和发展都面临“版本迭代更新”，香港如何进化到2.0、3.0乃至于4.0的版本，是新时代治港爱国者的使命。我们必须要有“时不我与”的迫切感和危机感，来成就这份历史的必然。

更重要的是，除了行政机关，我们的议会、商界团体，乃至于各类型咨询委员会和法定机构等治理体系的关键构成，都要致力于做到“跨界实现”，也就是如何从联系自己所属的业界，进化到联系跨领域、跨世代的伙伴，大家共同成就出对香港未来有意义的新项目，这更是我们的责任。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我们的治港者也要成为“超级经理人”，对内凝聚不同业界和世代的力量，对外开拓香港的影响力、闯出新天地。香港不仅是桥梁，更是创新的试验场。唯有敢于突破、跨界协作，才能在全球变局中写下属于香港的下一章。

作者潘学智是香港中文大学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助理所长，民思政策研究所研究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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