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何子煜

近期立法会议员出现“宣布不参选”潮，不少资深议员选择退下火线，因而牵动了社会各界对于“年龄划线论”的关注。一些媒体报道现届议员不参选的新闻，甚至会在标题刻意加上年龄，也起了引导舆论的效果，令这种论调越演越烈。若我们选择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或许对眼前的议会现象有更深入和更有启发性的解读。

事实上，今年香港即将面对的是“完善选举制度”之后的第二次立法会选举，可以理解为迈向良政善治的2.0版本，必然会对于上一个版本的议会有进一步的革新。这并不代表“宣布不参选”的议员们有什么不是，反而代表他们已经妥善完成了历史任务，是时候功成身退、交棒给下一代人。

周四（10月16日），行政长官李家超于“行政立法同心治港创未来”研讨会指出，立法会要“进一步展现行政主导和爱国者治港原则相适应下的良政善治”。可见一代人有一代的责任，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角色。而迈向议会2.0，我们需要的是怎样的立法会议员？答案已显然易见。

犹记得在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之前，立法会是建制派与反对派的擂台，两个阵营的立法会议员们往往是“拳王”上身，势必要令议会充斥火药味，来特显自己战斗能力高强的一面，从而吸引市民的关注和好感。除了在极个别的民生议题外，两派之间几乎不存在合作空间。

其中一个笔者印象深刻的合作案例，是2019年初政府提出将申领长者综援年龄由60岁收紧到65岁，这项政策遭受跨党派批评，立法会更通过促请政府搁置相关政策的议员议案。然而，此后随着“黑暴”爆发，两派再无任何妥协和让步的空间，一些一度被标签为“温和民主派”议员的行动亦越趋激烈，最终一发不可收拾。在这段漫长的对抗时间中，立法会议员逐渐养成了“拳王”基因，反对派议员挥拳向政府，建制派议员挥拳向反对派。

及至“完善选举制度”之后，“爱国者治港”团队全面进场，但部分议员仍然难以革除“拳王”色彩，诡异地充当了挥拳向政府的角色，例如在《同性伴侣关系登记条例草案》一役中，有议员在社交媒体要局长“悭返啲啦”，相信大家仍历历在目，这明显是不符合社会对议会的期望，亦不符合中央对议会的期望。

“拳王”们未必抱持与政府“对着干”的想法，亦不应该有“对着干”的想法，但多年以来的训练已经成为肌肉记忆，容易在议会中擦枪走火，甚至成为失控的白血球。

一些经历过议会前后变迁的议员，其实已经有多年“战斗”经验，他们深谙以往在议会的角色就是抗衡反对派，批评他们的论述、直斥他们的不足——毫无疑问，他们有充足的经验来为政府提供火力掩护，但这种“破”有余而“立”不足的态度，却成为今时今日议会的负担。

早在今届立法会议员上任之初，中央港澳办夏宝龙主任已清晰提出“五点希望”，期望议员做“立场坚定的爱国者”、“行政主导体制的维护者”、“真正的民意代言人”、“高素质的管治者”、“立法会新风貌的开创者”；其中后两点尤其值得分析。“高素质的管治者”，就是提点议员不能只做“拳王”，而是要做“桥王”，多为政府出谋献策，承担管治者的角色，丰富行政机关的视野和思路；而“立法会新风貌的开创者”，则是要求议员不能再流于火力掩护，不要让议会再次沦为角力的擂台，而是要实现铺桥搭路的效能，凝聚社会各界的力量，为政府政策的实施提供实质的支持。

时代变，人物风景都改变。周四出席研讨会的前人大常委谭耀宗指立法会和政府有如“命运共同体”，又称立法会要转变过往的传统监督功能改为主动出谋献策，亦是至理。

“拳王”退场已经是“新时代”的必然，只是有能的“桥王”在今届的议员队伍中似乎屈指可数。他们要做到三方面角色，才能适应香港的发展要求：

第一，要成为不同界别的“超级联络人”，主动为政府联系国内和国际的相关资源和人脉网络、创造政府与不同界别的合作空间，从而帮助政府将一些政策构思逐步落实。这不但是从经贸角度言之，而是从未来教育、可持续发展等往后的重点领域都有相同的要求。

第二，有能力凝聚和结合跨世代的力量，为政府担任“宣讲者”的角色，完善政策解说工作，尤其要懂得针对不同世代之间的关注点，提出客制化的论述。

最后，也是最多人忽略的是，要有“干成事”的决心和魄力，更要熟悉行政机关的行事逻辑，了解他们实现愿景面临的挑战和困难，识别造成局限的一些法律、规条、逻辑，以立法者的身份务实地为他们破解这些难题，而不是永远以批评公务员作为“万能Key”。

作者何子煜，是公共事务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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