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苏格兰籍、在港教育中心任职的外籍教师Kate Barr，因拍摄香港饮食影片与纪录生活，当中有些不合香港规矩与网民期望的鲁莽行为，比如扶手电梯逆行，与网民口角等，终引发风波并延烧至现实生活。事件至此又引发新一轮讨论，表面是关于教师/KOL的言行争议，但网民的两极阵营讨论，折射出香港社会大众对教师/KOL的文化身份、职业伦理、网络正义之间的深层次张力，乃至对于香港国际化形象的指涉。（关于她23岁被诊断为患有亚氏保加症的申述，在此文中不作讨论点。）

EduKate变成 Non-Edu Kate是个人案例，单独讨论可被简化为“网民欺凌”或“自食其果”的二元对立。但在去除种族肤色的变量之后，其似曾相识的程度，就值得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脉络中审视。

道德想像的冲突

华人社会，教师长期被赋予“立德树言”、“以身作则”的道德光环，其形象承载着超越职业范畴的社会期待。对教师的“道德想像”，是隐性的社会契约，要求教师不论在职与否，均需维持符合公众期待的言行标准。Kate的事件中，网民主动向其任教机构投诉，并以“学生安全”为由促使校方提前解约，反映了这种道德期待的强制性。

以职业伦理学角度，此举涉及“公领域”与“私领域”的界线争议。职业道德主要规范工作场域中的专业行为，如诚信教学、尊重学生；而工作以外的私人生活，虽受个人道德观指引，是否应成为职业考核的标准？校方以“学生安全”为由约谈，若缺乏具体证据显示其教学品质受影响或对学生构成直接风险，则此决定可能隐含着对“形象风险”的预先规避，反映机构在舆论压力下的风险管理逻辑。

这引发进一步思考：在社交媒体时代，当教师的私人行为被置于公开审视下，职业道德的边界应当如何重新划定？

文化适应的政治

网民对Kate的批评之一，是她拍摄近二百条影片，却未使用广东话基本用语，被视为对本地文化的不尊重。这种期望从本质上触及了观光研究中“文化归化”（Culture domestication）的论述——旅客应适应当地文化的规范性要求。

然而，将语言使用直接等同于文化尊重，却忽略了国际化城市本应具备的文化多元性与包容力。香港作为全球城市，其国际形象建基于对文化差异的接纳能力。要求外来者完全遵循本地语言习惯，某程度上与国际城市的开放性形成内在矛盾。

有批评 Kate“坚持用英语与长者沟通”，反映的或许不仅是沟通效率问题，更是对“外来者应展现文化谦逊”的深层期待。语言学中的“语言意识形态”研究指出，对语言使用的批评往往隐含着对族群身份与文化权力的维护。通俗一点，有网民认为Kate有些白人至上。然而，在一个服务为本、将待客之道作为支柱的国际化都会城市，加上香港畅行“两文三语”多年，英文亦是香港的法定语言之一，网民将Kate使用语言以道德化角度去审判，又是否进入了“我华为主”的文化本位角色？

文化包容的限度

有一张“罪行清单”，Kate被指责的行为中，如随地丢垃圾、扶手电梯逆行等，确实涉及公共秩序与社会规范的违反。这些行为不论由谁做出，都应受到劝阻。然而，事件中值得注意的是对“只买一颗鹌鹑蛋”、“只买一粒栗子”、“只买几粒糖”这类行为的负面解读。

即使本地客人与朋友聚会，到餐厅叫餐，有时都希望多叫几味，最好每份量少，不致浪费。在文化诠释角度，同一行为在不同文化语境中，承载意义迥异：在外籍游客看来，这可能是体验多元小吃的合理方式；在本地视角下，却可能被解读为对商家的不尊重。这种认知落差，点出了观光研究中“旅游者与被观看者”的权力关系。

“入境随俗”（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的观念，旨在帮助外来者顺利融入陌生环境，避免不必要的冲突。然而，在当代语境下，它的意义已从单纯的行为模仿，提升至文化同理心（Cultural Empathy）的展现。在进入泰国庙宇当中，旅客必须穿着遮盖膝盖和肩膀的衣服，亦需脱鞋。日本因为“土足禁止”而闻名于世界。主人对客人的包容，应建立在理解其文化背景的基础上，而非单向要求客人完全适应。

这些一步一步，需要通过教育、演绎、示范、沟通去达成。然而，当“无处不旅游”的香港迎接大量游客时，社会是否已建立足够的文化翻译机制，来化解这类因认知框架不同引发的冲突？还是我们潜意识中仍期待游客自动内化本地规范，必须入境随俗？

公审时代的实践

当网络舆论成为一种新型社会规训力量，公开审判与道德标签，对于社会的公序良俗真是有利有害。EduKate 事件发酵的过程，典型地体现了网络社会中的“道德强化”机制：香港网民通过网络起底、机构投诉等方式，将个体言行上升为公共道德事件。这种“网络正义”的实践，在正面可以被理解为对社会规范的维护意图，但同时伴随着对被起底者的个人权利的过度侵蚀，乃至有冤无路诉。

这种规训过程往往缺乏程序正义与比例原则。Kate的言行失当，是否应承受失业与隐私曝光的后果？网络动员在重塑社会道德界限的同时，是否也压缩了文化差异的协商空间？放在更大的程度，旅客到香港旅游的不符合港人想像的行为，是否需要“出征”、“炎上”讨伐；万一讨伐错了，又是否有弥偿机制，有道德与现实中，还被伐者一个清白？

多元城市的伦理

食炒面落海鲜酱，Kate比不少香港人更地道。我衷心希望Kate能继续留在香港，“继续说好香港故事”。事件是一面镜子，但在Youtube、Facebook、Instagram、小红书平台，每次的主角不同但本质一样，长期映照香港在全球化与本土认同之间的摆荡。

我们期待香港保持国际化的开放与多元；另一方面，又难以完全接纳随之而来文化差异所引发的不适。我认为，建构真正的国际城市文明，或许需要超越“非此即彼”的思维，发展一种“伦理多元”、“文化多元”的视角——即在公序良俗上，坚持核心公共价值（如环境整洁、公共安全）的同时，又对文化差异保持一定的诠释弹性与接受。比如，星期日的中环与各区的天桥与公园，香港社会也接受外籍佣工使用公共场所，席地而坐，分享食物与快乐。

行文之时，笔者留意到支持Kate的Thread帖文已有7,000位网民阅读、400位网民参与讨论，当中不乏非理性语言如“同情人地不如自己出钱请佢”，与“崇洋”、“圣母”等标签。观点可以讨论，立场可以相异，但我们社会实在需要反思网络时代的道德实践方式：在维护社会规范时，是否能够避免沦为集体道德暴力的共谋。特别对于香港人以外（不论中外、不论华洋）的“出征”。这些问题的探索，将决定香港能否让世界见到我们的城市品格。

作者黄冠麟是公共行政博士生，文化工作者，学研社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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