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监会主席再落马　为何成为“高危”？

中国上一任证监会主席易会满落马，这并不意外。这个消息金融圈已经传了很长时间了。易会满2024年2月在证监会主席任上被免职4个月后才在政协安排了新职务。他是1964年生，被免职时，还不到60岁，而正部级是65岁退休。未到年龄就免职，免职后不马上安排新职务，很不正常。如今就是靴子落地了。

从刘鸿儒开始，证监会十任主席，连续两任证监会主席落马。刘士余是第一个落马的，但最终的处分是留党察看二年，政务撤职，降为一级调研员，没进监狱。易会满是第二个落马的，由目前市场传闻判断，他的问题远大过刘。

综合媒体报道来看，易落马与工商银行旧部的关联、以及牵涉中金资本项目。首先，工商银行内部持续的反腐行动成为易会满案的重要背景。作为在工行工作34年的“老工行”，易会满的职业网络与工行深度交织。自2022年起，工行反腐力度不断加大，多位重量级高管被查，其中不少是易会满的旧日部属，为他的落马埋下伏笔。

关键人物是工行资产管理部原总经理顾建纲，他曾被视为易会满的“得力干将”，在易会满升任副行长后先后担任浙江分行副行长和总行资管部总经理。2023年8月，顾建纲因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官方通报直指其“靠企吃企、公器私用”，利用金融投资为名谋取私利，并涉及收受礼金、接受宴请和旅游安排等违反八项规定的行为。

顾建纲案发后，更多与易会满相关的线索逐渐浮现。据透露，顾建纲在资管部期间主导的若干私募股权投资项目涉嫌利益输送，部份项目的推进被认为得到易会满的默许或支持。与此同时，易会满的亲属关系亦成为调查焦点——其一位兄长曾以“易会满亲属”身份在浙江金融圈活动，参与对接企业融资项目，与顾建纲所操作的部份项目存在交集。此类“利用影响力谋利”的行为，恰是近年来金融反腐的重点打击对象。

此外，2025年工行浙江省分行的反腐行动进一步指向易会满。建行、农行浙江省分行原负责人高强和沈荣勤相继被查，他们与易会满均有旧交，且在离开银行系统后均转入私募领域。这些案件共同揭示出一个围绕“工行旧部－地方金融圈－私募机构”的利益网络，而易会满被视为其中的核心节点。

另一方面，中金资本相关项目的调查为案件提供了直接证据。2025年初，中金资本前董事长丁玮及多名核心人员被带走，调查重点指向一个规模达数百亿的私募股权投资项目。该项目启动于2018年4月，正值易会满主政工行时期，由工行资管部与中金资本合作推出，名义上为支持科技创新企业。然而调查发现，该项目在决策过程中存在明显程序瑕疵，部分投资标的未经充分尽调即被纳入，估值亦显著偏高。更关键的是，易会满之子曾于中金资本任职，并参与该企业的投资流程，涉嫌利用职务便利为企业获取投资提供帮助，并从中牟利。尽管已于2024年4月离职，但其行为成为易会满案中的重要一环。

易会满的处理必然会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但更重要的是，如何看证监会五年的功与过。2019年1月，易会满被任命为证监会党委书记及主席，接替因个人原因离职的刘士余，成为证监会第九任掌门人。这位出身银行体系的官员打破了以往主席多来自券商、投行或监管系统的惯例，成为首位直接从国有大行董事长调任此职位的领导者。

在五年的任期内，易会满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功”当属全面注册制改革的落地实施。这项被市场视为“基础性制度变革”的工作，从他上任之初便稳步推进，直至2023年2月，全面注册制改革在A股市场正式实施，形成了多层次资本市场新格局。

截至2024年2月易会满卸任时，通过注册制上市的企业超过1200家，融资总额突破1.5万亿元，有力支持了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同时，他还配套推进了常态化退市机制、证券违法活动打击、中介机构责任强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

然而，改革成效与市场表现之间出现了明显反差。尽管制度创新不断，但A股市场在此期间表现震荡。上证指数在2019年至2021年2月间曾走出一轮结构性牛市，但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持续调整，期间20次跌破3000点整数关口。截至易会满卸任时，上证指数五年累计涨幅为8.96%，远未达到市场期待的“慢牛”行情，其他主要指数亦普遍跑输全球主要市场。

这种反差凸显出IPO常态化与投资者回报之间的深层矛盾。五年内超过1800家新股上市、总融资额超2万亿元的“IPO大跃进”，被部份市场观点认为分流了存量资金，给市场带来压力。2023年8月，证监会不得不阶段性收紧IPO和再融资，这一政策调整亦被市场解读为在融资功能与投资功能之间寻求平衡的无奈之举。

此外，量化交易监管、上市公司质量提升等问题亦持续困扰市场。虽然监管层表态要加强规范，但实质性措施相对有限，财务造假、资金占用等老问题仍时有发生，投资者信心修复缓慢。易会满曾在《求是》撰文阐述其“不干预但不放任”的监管理念，但在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下，这一理念显然未能有效扭转市场态势。

坦白说，新股发行审批曾是腐败重灾区。核准制时代，IPO名额稀缺带来的审批特权催生了“一支股票一个亿”的潜规则。原证监会副主席姚刚案就是典型例证——这位曾执掌发审大权十余年的“发审皇帝”，通过为企业上市开辟绿色通道收受巨额贿赂，最终在2015年落马，揭开了IPO审批黑幕的一角。注册制落地以来仍在试跑阶段，这其中是否存问题，与易会满此次落马相关还有待调查。

要知道，相比直接的权钱交易，隐藏在制度灰色地带的监管套利和政商旋转门更具危害性。金融领域的腐败呈现出清晰的共性特征，利益输送、审批腐败、监管套利和权力寻租等问题屡见不鲜，这些高频词不仅出现在纪检监察通报中，更折射出制度性漏洞与深层治理隐患。

反腐风暴正在为金融市场正本清源。随着一个个案件被查处，利益固化的藩篱正在被打破，为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扫清著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