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名誉院长杨振宁，因病于周六（18日）12时0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虽然杨振宁生平身居海外多年，但他始终心系中国。早在1971年中美关系有了解冻迹象，他便写信给父亲表达回国探亲的意愿，同年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之后更掀起大批华裔学者访华热潮，被誉为架设“中美学术交流桥梁第一人”。

杨振宁身居海外多年，但始终牢记父亲杨武之“有生应感国恩宏”的嘱托，家国情怀浓厚。他直言：“我的身体里循环著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

1971年，世界正值冷战时期，惟中美关系有解冻迹象。杨振宁随即写信给父亲，表达回国探亲的意愿，杨武之将消息报告国务院后获批准。7月，他回国访问，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见到了挚友邓稼先。从邓稼先处，杨获知中国原子弹是自力更生制造的，并激动涕零。

返美后，杨振宁到多所大学演讲，造成极大影响，掀起大批华裔学者访华热潮，被誉为“架设中美学术交流桥梁第一人”。1972年，他再次回中国访问，向总理周恩来提议中国应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得到周的高度重视，对恢和加强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

1973年7月，杨振宁在第四次访问中国期间，向接待人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请求，就是拜会毛泽东。7月17日，在周恩来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培源的陪同下，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了杨振宁。杨振宁说：“毛主席的兴趣非常广泛，那次一个半钟头的见面，从哲学到物理学，到怎么样做研究，都是我们谈的话题。最后走到门口，他跟我拉手照了一张相，他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很想在近代科学方面做一些贡献，可是后来没做到，我很高兴你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成绩。这几句话我想是他由衷讲出来的话。”

1977年，为促进中美邦交正常化，杨振宁组织成立全美华人协会并担任会长。1979年1月30日，他在华盛顿主持欢迎邓小平的宴会并致词，指出中美建交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并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呼吁华人华侨为中国统一大业作出贡献。

此后数十年，杨振宁为促进中国科技交流和进步做了大量工作。他从国家发展大局出发，为中国重大科学工程和科教政策制定发表关键性意见。1980年，杨振宁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设立“对华教育交流委员会”，从美国和香港募集资金，资助中国学者到美国进修。前后十余年间，近百位学者受此资助赴美进修，成为后来中国科技发展的重要中坚力量。

1982年，杨振宁致函中央领导，就中国科研事业的战略性问题和发展方向提出意见和建议。自1980年代，他先后帮助中山大学、南开大学等国内高校设立理论物理等基础科学研究机构。1986年，他应邀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此后经常访问香港，对香港的科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1989年，他担任亚太物理学会首任主席，该学会后来设立“杨振宁奖”以表彰年轻学者。1992年，他协助设立了“求是科学基金”和“何梁何利基金”。

1997年到2005年的八年间，杨振宁先后多次致信中央领导，力主中国应立即发展自由电子激光，对中国建设自由电子激光装置作出历史性贡献。2002年，他应邀参与筹建邵逸夫奖励计划，并担任总评选委员会主席。2018年，他还应邀担任“科学探索奖”的共同发起人。

杨振宁的一生也离不开母校清华。1997年，清华大学成立高等研究中心，杨振宁应邀担任中心名誉主任，2009年高等研究中心更名为高等研究院。自1999年，杨振宁任清华大学教授，亲自募集资金创立了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基金会，用于人才引进和学科建设。

回到清华园，杨振宁把高等研究院的发展作为自己的新事业。他以身垂范，以80多岁高龄继续从事一线教学科研工作，亲自参与物理学人才培养工作，为清华大一学生讲授“普通物理”课程，为推动清华大学冷原子物理、凝聚态物理、密码学等基础学科的发展和学校人才培养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极大贡献，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2015年，杨振宁更放弃美国国籍，之后从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转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21年5月，杨振宁将自己珍藏的2000余件图书、文章手稿、影像资料和艺术品捐赠给清华，在学校图书馆设立“杨振宁资料室”。另据统计，多年来杨振宁和翁帆向清华捐赠的钱款，总数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人民币。

2021年9月22日，清华大学举行“杨振宁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会上杨振宁发表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的讲话，回忆1971年回国访问的情形，深情追忆挚友邓稼先。据了解，邓稼先比他早半个世纪回国。1971年，杨振宁回国临别时收到邓稼先的来信，信中写道“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意思是二人虽然在不同的地方，但殊途同归，都为祖国做出了贡献。

杨振宁曾表示，自己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帮助中国人的自信心增加了。在他身上，有中国传统文化深深的烙印。他曾说：“我想，德者，就是做人的原则。如果要给自己打分数，这德、功、言，我自己觉得我做得还不坏，而且呢，是非常中国式的。我是从很早对中国就是很乐观的态度，我想80年代90年代我就是很乐观。我想这个所以乐观的地方，是因为中国文化传统对于今天的中国的影响，是非常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