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因病于10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嵩寿103岁。这位大师年青时赴美求学，入读芝加哥大学修读博士学位，据他后来讲述，他选择芝加哥大学的主要因素是1938年诺贝尔奖得主、知名物理学家费米（Enrico Fermi）在该处执教，杨振宁受费米影响甚深，后来更在费米与另一著名物理学家泰勒的推荐下，成功加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担任研究员，开启辉煌学术生涯。在研究所期间，他曾与当时已退休的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有短暂交流。

杨振宁1942年从中国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到清华攻读硕士，然后至1945年，作为第6届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赴美留学，到芝加哥大学修读博士学位。

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也曾入读芝加哥大学，但据杨振宁后来于90年代自述，他赴芝加哥大学的原因除了该校物理系在全世界最有名，更主要是费米教授在该校执教。

费米当时因从事研究而未能指导杨振宁写学位论文，但在芝加哥大学期间，两人也交往密切。

杨振宁形容费米是20世纪一位大物理学家，“他对我有根深的影响，原因是他在物理中的价值观念和我在中国西南联合大学念书时形成的价值观念的方向不一样。在中国念的物理学倾向于从公式出发，而费米对物理学的想法是从现象出发的。这是两种不同的看法，当然最终目的是一样的。但从公式出发容易钻牛角尖，而从现象出发是脚踏实地的，这一点给我很深印象。”

他称在西南联合大学的学习，对他的物理学打下非常扎实的根基，学习法是“演绎法”，即从大原则开始，从已经了解的、最抽象的、最高深的原则开始，然后一步一步推演至结果，学习前人已得到的经验，一步一步把最后跟实验有关系的结果推演出来，可以少走弯路。

赴芝加哥大学后，他很快发现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研究方法完全不一样，费米以及另一著名物理学家泰勒（Edward Teller），他们的注意点不是最高的原则，杨振宁称此为归纳法，“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懂最高原则。这些是已经过去的成就，他们不会忘记。可是这些不是他们眼中注意的东西。他们眼光中随时注意的东西常常是当时一些新的现象，而他们的研究方法是先抓住这些现象，然后从这些现象中抽出其中的精神，可以用过去的基本的最深的原则来验证。我把这取名叫做归纳法。”

他称泰勒教授常常有很多新想法，其中很多是错的，“他不怕把他错误的想法讲出来。他跟你讨论的时候，如果你指出他的想法有什么缺点，他很快就会接受，然后通过跟你的讨论，这些想法就会更深入一层。换句话说，他对于他不完全懂的东西不是采取害怕的态度，而是面对它、探索它，这个对于我有很大的启发。”

他称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光给他非常好的训练“我常常回想我在芝加哥大学的训练和我在昆明西南联大的训练。在我一生的研究过程中，这两个训练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是不同的影响。”

在高等研究院遇上爱因斯坦

杨振宁后来在费米与泰勒的推荐下，1949年夏天从芝加哥大学转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与普林斯顿大学位置邻近，但属两个完全独立机构），担任研究员，该高等研究院内最有名的人就是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他曾称“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爱因斯坦已经退休了，不过他每天还到他的办公室去。当时物理方面有3、4个博士后，我是其中之一。我们都不太愿意去打扰这位我们都非常尊重的老物理学家，不过他有时候发表的演讲我们都去听。”

他与爱因斯坦1950年有一次直接接触，因当时他与李政道（1957年与杨振宁共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撰写一篇关于相变（热力学和统计力学内的课题）的文章，爱因斯坦的助手把文章交给爱因斯坦看后，这位大师非常感兴趣，通过助手找两人约见会面，交谈约一小时。

不过据杨振宁后来称，在这场会面中，他其实不太知道爱因斯坦说了什么，“我们到他办公室谈了约一个小时，爱因斯坦年纪大，说英文时又夹带许多德文，但我的德文很蹩脚。当我猜想那些德文的含义时，他就讲下面一句话了。再说我对爱因斯坦很佩服，见他时很紧张，所以谈了一个小时，没得到什么要领，不知道爱因斯坦讲了些什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