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乱局背后的三个系统性缺陷

2025年8月下旬，一名印尼网约车司机在雅加达参加一场抗议低工资与官员开销的示威中，被警车碾压。虽然印尼总统很快于当地时间8月29日慰问该司机家人，但是已经无法阻挡迅速蔓延至印尼全国的抗议浪潮。当地时间8月29日，印尼全国各大主要城市均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并迅速演变为暴乱。据当地华人在相关社媒平台分享的讯息显示，一栋议会大楼遭抗议者纵火焚烧，三人死亡，许多达官贵人的宅邸成了抗议者的重点袭击对象，印尼社会的动荡趋势进一步加剧。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持续推进，东南亚地区早已成为中企和中资奔赴的热土，而有着“东南亚第一人口大国”美誉的印尼也不例外。2024年，中国对印尼直接投资总额为81亿美元，连续9年位列印尼前三大投资来源地。2025年上半年，中国对印尼投资总额达36亿美元，继续位列印尼主要外资来源国。

到2025年6月为止，就在印尼的投资和业务而言，中资和中企从矿山、基建再到饮食消费，几乎无所不涉及，而这其中更有雅万高铁这一堪称“一带一路”明珠的顶级项目。但是，印尼最新的社会动荡，揭示了印尼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和严重风险，这将会形成对中资和中企出海的长期挑战。

就印尼的社会经济制度结构建设而言，相关分析人士援引制度经济学研究成果指出，印尼（甚至包括整个东南亚）都处于空间碎裂带上，空间碎裂带的这一称谓就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内部矛盾极多，其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往往堆砌在家族精英和门阀制国家基础之上。

这种模式的突出痼疾就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而且在门阀制下，对于上层阶层的利益触动，除“政治斗争”外，日常很难有具体的涉及，而国家掌权者的改革方向，虽然近几年都是集中在拉升底层居民福利之上，但国家经济实力尚无力构筑覆盖大规模民众群体的社会公平性福利制度。

对此，相关分析人士指出，这种社会制度之下，蕴含着深层次的冲突、矛盾和风险。

首先，收入分配严重失衡，巨大的贫富差距严重冲击社会承受能力。在印尼，这次官方点燃社会怒火的原因之一是，只要当选议员，每月就有至少5000万印尼盾（约2.38万港元）的住房津贴，是雅加达最低工资的约10倍。这种悬殊的收入差距并非偶然：印尼基尼系数已达0.43，明显超过国际警戒线，而议员群体的实际收入（含隐性福利）与普通劳动者差距更大。这种制度性不平等源于财政预算分配的结构性偏向，政府优先保障官僚体系福利，却对普惠性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支出较为吝啬。在印尼的国家公共支出中，教育支出的GDP占比长期不足2%，甚至低于柬埔寨等更落后的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印尼今年二季度GDP增长5.12%，但增长红利被少数群体垄断。自2019至2024年，印尼中产阶层人数从约5730万缩减至4780万，且普通劳动者实际收入增长长期滞后于通胀。2025年8月，虽然印尼整体通胀率仅为2.31%，但食品价格同比上涨4.7%，直接冲击占人口半数以上的低收入群体。这种“增长不增收”的困境，使得民众对经济发展的获得感严重不足。

其次，财政资源扭曲与腐败严重影响经济持续增长。如上文所述，印尼政府的预算模式呈现典型的家族照顾模式，大量资源被投向了精英阶层福利而非公共产品：议员津贴、燃油补贴等非生产性支出的财政预算占比常超过10%，而基础设施投资占比则常年不足8%。2024年，印尼政府在削减地区预算的同时，却为580名议员发放总额超3000亿印尼盾的住房补贴。这种“劫贫济富”的财政政策，直接导致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质量恶化。

此外，议员福利问题暴露出官僚体系的自我利益固化，透明倡导组织Fitra披露，议员实际月收入（含出勤奖金、差旅费报销）远超法定薪资。分析人士指出，这种腐败不仅消耗财政资源，更扭曲市场机制，企业为获取政策倾斜被迫支付寻租成本（权力寻租）。世界银行的相关调查显示，印尼企业非正规支出占比常年位居东南亚前列。相关分析人士强调称，中国不少去印尼投资的华商，也在当地陷入了这种恶性循环式的寻租怪圈，在当地要做生意，不找到靠山，一来拿不到配额，二来光各种流程就能让企业家精疲力尽。

再次，劳工权益实质性保障滞后，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显著。相关分析人士表示，尽管印尼的司法体系源自荷兰，拥有较完善的劳动法律体系，包括强制社保、加班费标准和工会权利，但执行层面存在严重漏洞。例如，雅加达制造业企业普遍存在变相延长工时现象：名义上每周工作40小时，但实际加班时长平均达12小时/周，且仅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1.5倍加班费，而非法定的2倍。这种操作导致工人实际收入被压缩，2025年制造业工人实际工资较2019年仅增长12%，明显低于同期通胀累计涨幅。

而且，外卖员、摩的司机等零工经济从业者在城市劳动力中的占比已超10%，但他们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此次引爆全国抗议浪潮的死难网约车司机的悲剧，暴露了平台经济监管真空，企业通过外包规避法律责任，而政府尚未建立适应新业态的劳动保护机制，这种制度滞后使得新兴劳动者成为“经济增长中的隐形人”，只有付出，鲜有回报。

第四，外部经济压力与内部治理能力的双重挤压。由于东南亚地区的内部竞争机制，印尼频繁的政策调整和官僚腐败削弱了外资长期投资意愿。2025年二季度，印尼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同比下降约7.3%，部分流向越南、泰国等政策稳定性更高的国家。

并且，印尼虽为东南亚地区经济大国，但仍高度依赖资源出口和低附加值制造业，2023年矿产与农产品出口占比达40%以上，而高附加值产业仅贡献GDP的不足20%。劳工权益问题又加剧了这一困境，企业为降低成本，长期维持劳动密集型生产模式，忽视技术升级。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印尼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仅为马来西亚的40%，且技术工人缺口达数百万。

此外，印尼货币属于东南亚“三大软币”之一，其汇率波动与债务风险一直伴随着其经济发展的路径之中，2024年时，印尼盾汇率曾跌至约16800兑1美元，创1998年金融危机以来新低，这就加剧了其外债偿还压力。当下，印尼政府外债占GDP比重已超35%，而外汇储备仅能覆盖不足5个月进口需求。相关分析人士指出，这种脆弱性使得经济政策陷入两难：若提高利率稳定汇率，将抑制投资；若维持宽松政策，可能引发资本外流。因此，世界银行一直担心印尼成为下一场金融风暴的引爆点。

印尼这两年一直试图通过“新首都努桑塔拉”等项目吸引投资，但在全球产业链重组中仍处于被动。在美国对东南亚加征关税后，印尼纺织品出口成本增加12%，竞争力有所削弱，而印尼也不像马来西亚有诸多高技术成品可供出口。

在9月1日，印尼政府正式表态将会削减部分议员福利并呼吁民众趋于冷静，印尼总统也正式抵京参加中国重大活动，印尼内部局势似乎有了初步缓和的迹象。但是，安邦智库（ANBOUND）研究人员认为，对于印尼内部局势的脆弱性和后续风险仍不宜低估。

第一，印尼门阀制的顽固性短期内恐难以被真正触动。在此次社会动乱爆发之前，印尼政府已经着手对议员津贴进行过调整，但是仍不足以令印尼民众满意，可见门阀利益的根深蒂固。并且，印尼政府的最新调整举措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印尼家族门阀的地位，后续仍存在不小的逆转可能，印尼社会矛盾仍有继续激化的可能性。

第二，此次印尼暴乱发生之后，基于印尼过去的排华历史，国内相关评论很快对暴乱的排华可能性表示担忧。对此，印尼政府迅速表态会全面保护印尼华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但是，在逆全球化的时代，经济民族主义情绪走高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印尼自然也不会例外。并且，在印尼近几年的稀土产业政策变动中，民族主义立场处于持续强化之中。即使印尼不会再爆发全国性的排华动乱，但一旦持续面临经济不振和改革难推进的窘境，印尼政府是否会将更多的社会成本加诸中企？是否会对中企的合规提出更苛刻的要求？对此类风险，绝不宜低估。

安邦从事“走出去”项目的研究人员，曾经多次在各种场合警告要对在东盟投资加以警觉，东盟并非是一个“肥肉”和“蛋糕”；如果是的话，那么它早就在全球化进程中被跨国公司抢而分食了，当下印尼发生的这一波社会动荡，证明了这种谨慎是有道理，中国希望“走出去”的投资者，有必要谨慎处之。

最终分析结论：

概而言之，此次社会动荡暴露出印尼经济治理的三大系统性缺陷：财政分配的精英俘获、劳工权益的制度性忽视、增长模式的普惠性缺失。这三大缺陷共同造成了印尼经济“增长而少发展”的困境。实事求是地讲，这些问题，在其他一众东南亚国家身上也有所体现，而类似的债务危机苗头也在泰国有所显露。但是，在印尼，这三大问题的根源尤为深刻，负面效应也特别突出，有意赴印尼发展的中资和中企要尤为注意。

本文原载于2025年9月3日的安邦智库每日经济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