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差在中国,利润在美国”是中美贸易的特点|安邦智库

撰文: 外部来稿(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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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是全球经济中最具影响力和争议性的双边互动之一。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几十年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凭借低成本劳动力、完善的供应链和大规模制造能力,在对美国的贸易中积累了巨额顺差。这些数据有时会被解读为“不公平贸易”的证据,从而导致了一系列关税壁垒和贸易摩擦的爆发。国内有些社会反馈称,美国是在“耍赖”,吃不了亏就要和中国打贸易战,“非常不公平”。然而,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认为,这个“顺差”只是表面的部分,结构性现实其实是“顺差在中国,利润在美国”。

回顾中美近些年的贸易往来,第一财经研究院整理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4040亿美元,2023年这一数据为3610亿美元。根据2024年的中美商品贸易总额估算得出,2024年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赤字达到2955亿美元,这是自2009年以来最低水平,但仍为美国最大单一国家贸易赤字。进入2025年,虽然“关税大战”导致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大,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远超进口的趋势尚在延续。相关数据显示,今年7、8月份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均超200亿美元。这些数据反映了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尤其在消费电子、机械设备和纺织品等领域,中国出口占据了美国市场的显著份额。

然而,这种顺差并非是中国经济实力的全面体现,而是全球分工的结果,甚至可以这样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美国跨国公司的产业链布局。中国出口的产品多为中间品或最终组装品,而因其依赖进口原材料和技术部件,这使得顺差在外汇储备上的积累虽可观,但并未转化为可持续的利润增长。

2025年4月2日,美国华盛顿,图为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执一款写有关税税率的展示版宣布“对等关税”。(Reuters)

如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真正理解“顺差在中国,利润在美国”的本质含义?这就必须引入贸易附加值(TiVA)的概念了。该指标由经合组织(OECD)和世界贸易组织(WTO)联合开发,用于剥离贸易总额中的进口成分,揭示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实际贡献的价值。

根据TiVA统计,中国在美国出口中的附加值份额虽从2005年的1.42%上升到2015年的2.72%,但整体上,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在附加值基础上显著缩小。例如,传统贸易统计显示的中美赤字往往被高估,因为中国出口的产品中包含大量从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等地进口的部件,这些地区的附加值占比较高。根据最新可用的OECD数据(2020年),以附加值计算,美国最终需求仅占中国经济的3%左右,而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附加值远低于总出口额。

这意味着,中国虽录得巨额顺差,但实际经济收益被稀释。顺差主要体现在组装和低端制造环节,而高科技部件的利润被上游供应商和美国品牌方主导。整体上,美国通过全球价值链的控制,实质确保了利润的最终回流。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不均衡不仅体现在货物贸易上,还延伸到服务贸易:2024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达332亿美元,同比增长16.7%,主要源于知识产权许可、金融服务和软件出口。这些宏观数据强调了一个关键对比:在2024年,中国通过贸易顺差获得了约9920亿美元的全球顺差,而美国的贸易赤字达1.2万亿美元,不过这并未削弱其经济主导地位,因为利润分配的天平倾斜向美国。

如果要更加具象化一些,那么苹果iPhone手机就是一个经典例子。拿iPhone X为例,其材料成本约为409.25美元,其中中国企业贡献约104美元,占比25.4%,但这主要是组装和部分低端部件的价值,实际附加值更低。据相关研究,中国公司在iPhone总成本中的份额仅为2.5%,而美国、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企业占80%以上。再以2024年新款iPhone 16为例,中国附加值仅为38.89美元,而苹果公司通过设计、软件和品牌溢价,捕获了大部分利润。基于价值链结构的估算,在每100美元iPhone利润中,美国企业获得约50美元,中国仅10美元,其余40美元流向其他供应商。

拿iPhone X为例,其材料成本约为409.25美元,其中中国企业贡献约104美元,占比25.4%,但这主要是组装和部分低端部件的价值,实际附加值更低。(Apple)

戴尔(Dell)笔记本电脑则是另一个典型案例。戴尔每年在中国的采购额达250亿美元,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商之一。基于行业报告、供应链分析和TiVA研究,结合可查阅的公开讯息来估算,戴尔每台笔记本电脑的材料成本中,中国供应链(包括显示屏、电池和组装等)贡献约35%-45%,但附加值仅占10%-15%,主要来自组装和部分低端部件制造。戴尔通过设计、软件(如Windows生态集成)、芯片(如英特尔处理器)以及品牌溢价,获得约55%-60%的利润。

以一款典型的中端戴尔XPS 13为例,其材料成本约600美元,中国贡献约200美元,但实际附加值仅约30-50美元。相比之下,美国企业(包括戴尔和芯片供应商如英特尔、AMD)通过专利和技术标准,获得每台设备约300美元的利润。故而,无论是笔记本电脑、手机还是其他高科技产品,中国出口的附加值占比通常很低,而美国通过控制价值链高端,确保了利润主导地位。

中国方面长期强调的贸易利润严重不足,正是前述结构性问题的核心体现。现在中美贸易谈判缓慢,外媒甚至称中国正在采取一种新的立场——继续对话,但几乎不做让步。其实,中国在未来中美贸易关系中,完全可以强调“顺差在中国,利润在美国”的特点,作为谈判的重要议题之一。因为这才是基于数据与真实可以带来的实际筹码,而不是一味地仅仅会喊“不公平”。

在中美贸易方面,美国方面现在对于“顺差”的强调,实际是特朗普主义在国家财政视角下的“收割”,意味着美国跨国企业在拿走利润的大头之后,美国的国家财政还站出来,希望再“收割”走一部分原本就已微薄的利润,因此这是美国政府的财政统治力在全球的一种表现。说白了,就是这样做并非像表面概念那样,是“基于美国人的利益”,而是实际上基于美国特定政府以及特定利益集团的政治利益。这种情况下,未来将中美贸易谈判纳入大国关系的框架之下,有其必要性。

因此,中国有必要在贸易之外,创造更多的谈判筹码,以便在大国关系的基础上,解决贸易顺差问题。

最终分析结论:

中美贸易的核心特点在于“顺差在中国,利润在美国”。未来,中国应在贸易谈判中特别强调大国关系,注重政治层次,实现产业升级和双边关系的重塑。

本文原载于2025年9月11日安邦智库的每日经济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