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难产”，终于有了结果。10月21日，日本举行临时国会首相指名选举。19日，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就联合执政达成一致，20日签署协议，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基本确定胜出。
10月4日，高市早苗被推选为自民党新任总裁。但是，与自民党合作26年的公明党表示，由于未获得自民党整改“黑金政治”问题的令人满意答复，决定退出自公执政联盟，在首相指名选举中将不会投票给高市早苗。于是，高市早苗成为日本首位女首相的前景变得不明朗起来。
但另一方面，在野党阵营难以形成合力，都在为抓住政权更替的良机而挣扎。变动不居的日本政治，该如何是好？围绕这一问题，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学术院教授长谷部恭男、日本法政大学法学部教授杉田敦以及东京大学教授加藤阳子——三位专攻宪法、政治、历史的学者进行了对谈。

“反弹”之后的“首位女性总裁”

杉田敦：高市早苗是首次当选为自民党总裁的女性，但其后公明党宣布退出联合执政，导致政界陷入了混乱。自民党总裁直接成为首相的格局被打破了。

就高市而言，女性走上最高领导岗位本身值得肯定。但令人担忧的是，日本政界似乎形成了只有极端强硬的女性才有出头机会的结构。在压倒性的男性中心社会里，似乎女性若想要得到认可，就必须呈现出强硬、有威压感的面貌，这种“压力”落在了女性身上。只要这一压力存在，就未必真能通向实质性的女性活跃。

加藤阳子：自民党是带有家长制色彩的政党——直白点说，就是存在男性世袭议员偏多的情况。毋庸置疑的是，出身中产阶层的女性站到顶端是划时代的喜事；不过，要把高市放在与土井多贺子同一承续脉络中来理解，恐怕并不容易——后者于1986年出任社会党委员长，掀起“麦当娜热潮”，并出任首位女性众议院议长。

与其说这是这三十余年间逐步发生的变化，不如说是在经历了一场针对高市支持者主导的“男女共同参与”的反弹（backlash）之后，才出现了这位首位女性总裁——这一点应当作为前提加以把握。

在胜选过后，高市关于“舍弃工作-生活平衡”的发言遭到了质疑。这是一种军队的“连长层级”的思路，而且还是败军的思路。只能靠展示“舍身的觉悟”来维持队伍统率，实在令人遗憾。谈到女性领导力，至少在反扑发生之前的社会，高市女士的这种状态本不应作为选项存在。

长谷部恭男：自称“热爱《教育敕语》”的高市，恐怕怀抱着对“企业体国家”的憧憬。战前的日本正是如此：全民共享一个目标，国家替个人决定活法；化作“一亿火球”，不分公私从早到晚为天皇效力。正因如此，日本才打着富国强兵的旗帜，很快成为了世界“一等国”，却又“为了天皇陛下”暴走，陷入一场必败无疑的战争，进而把国家逼至灭亡的边缘。现行日本宪法应运而生，将国家形象从企业体国家转向“广场型国家”。这是一场革命性的变化。

“广场型国家”并没有甚么“全民共同目标”。国家只负责制定参加广场活动的人应遵守的规则并处罚违规者，仅此而已；至于在规则之内该如何生活，由每个公民自己决定。然而，随着特朗普总统的出现，本应作为广场典范的美国正在向企业体转变。日本如果只是停留在广场形态也不行，这种焦虑与逞强渗透在高市女士话语的字里行间。

杉田：在广场里作为个体去生活并不容易。对那些不能或不愿自己决定“如何生活、如何行动”的人来说，“企业体国家”在某些方面更易于生存。归根结底，自民党及其周边恐怕只剩下这样的想像力：为了出口将本币汇率极度压低，在进口粮食与能源价格之苦中遵照长官的号令加班直到倒下，这就是日本的繁荣之道。

这一次，公明党在历史认识、外国人政策之外，又在“政治与金钱”问题上提出要求，最终选择退出执政联盟。众所周知，联盟破裂将对自民党席次造成沉重打击：组织票减少，小选区也会连败。即便如此仍选择高市，说明他们已经只能以极其狭窄的视野判断“战况”。连解党式重启的动力都不复存在，只能固守自身，退回到旧自民党。这种没落，几乎令人不忍直视。

长谷部：一切都始于把石破茂塑造成“替罪羊”这件事上。这只“羊”并没有做错甚么，所以面对“石破下台”，社会出现了“没必要辞职”的反应，内阁支持率上升；至于对错，实际上无关紧要。关键在于大家达成了共识，“就让他背全部的锅吧”。

所谓解党后的重新出发，从一开始就没有人在认真考虑，总裁选举的候选人齐声高唱“党内融和”，论战也并不活跃。接着便以“我们的罪都由那只羊背了，祓禊已毕”为由，涉黑金的议员们推举高市为总裁，让“瑕疵品”（名誉受损者）担任党内要职。这在他们看来顺理成章。但如此只讲自家逻辑的任性做法，终究还是行不通的。

杉田：主导“倒石破”的那批人，显然是在谋求所谓“安倍政治”的复辟。石破偏离了安倍晋三铺设的轨道，传统支持层便流向参政党；他们以为只要复位，就能拉回票仓，回到从前那个强势的自民党，因此在五位候选人里选择了与安倍最接近的高市。高市主张积极财政，然而在安倍路线下已然膨胀的国债真的还能继续加码吗？

长谷部：看NHK放送文化研究所每五年一次的“日本人的意识”调查，2013、2018两年（安倍政权期）九成以上的人表示对生活满意，自民党每次都能在选举中取胜也就不奇怪了。但这笔“账单”如今正集中到期：日元贬值带动了物价高涨，国民生活受到重创。不可能、也不该再回到“安倍政治”，否则国家就要垮掉了。

加藤：安倍作为岸信介之孙、安倍晋太郎之子，在自民党内天生具备一种“正统性”。高市没有，却还要模仿安倍，这就危险了。最糟的是，她对概念的界定极其狭隘，论域也极为有限。

比如当被问到参拜靖国神社时，她笑着说“靖国是战殁者慰灵的中心设施，是和平的神社”。和平的神社？那是高市任性的定义，在国际上完全行不通。美国认为正当的慰灵场所应当是千鸟渊战殁者墓苑，而非靖国。为推动《日中联合声明》与《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中日两国为拔除靖国这根刺倾注了多少外交心力；她对这些外交积累既缺乏敬意，也缺乏理解。在已无法像以往那样一边倒依赖美国的背景下，日本必须与亚洲打交道，而她这番话的恶劣程度却近乎扇了亚洲一记耳光。

瞬间加速的排外潮流

杉田：在总裁选举过程中，可能会煽动排外风潮的外国人政策被推到台前，这一点也不容忽视。

19世纪英国的白芝浩（Walter Bagehot）归纳出了政治的两种功能：“实务”与“威严”。制定法律、推动政策的“实务”当然是必须要做的，然而若是仅靠这些的话，人民也是不会跟随的，因此还要通过展示“大英帝国的强盛”来赢得忠诚、统合国家。

问题在于，当下全球范围内的“实务”几乎全部失效，只能把移民当成替罪羊、从而勉强表演出“威严”，以求整合人心。日本也是同样——主张“日本人优先”的参政党崛起，自民党被动摇并被牵着鼻子走，因此排外潮流立刻就加快了。

加藤：选高市为总裁，是否意味着自民党放弃了“包容型政党”的定位？过去他们还会顾及党内外共识，在利益分配上多加留心，以撑起“大帐篷”包容多元意见；如今却像是收起帐篷，附和党内部分“无责任的民粹主义”。

长谷部：我认为当下日本政治的特征是虚无主义。“掌权”本身被当作目的，而“为何掌权”的目标与价值却凭空蒸发了。在上次参院选举中，席位增多的小党党首擅长讨好选民，却描绘不出应有的社会图景；他不过是觉得权力游戏好玩，因而沉醉于其中而已，再加上还有政党资助金这笔巨额的“奖金”，就更停不下来了。

杉田：即便自公联盟在国会参众两院成了少数，在野党和媒体仍难摆脱“以自民党为中心”的思维，这正是日本政治停滞的重要原因。

社会上常说，在宪法、核电等政策上完全达成一致才能联合执政；然而放眼世界，即便是分歧不小的政党，也能限定争论焦点从而达成联合。对意见不同的议题，维持现状即可，比如以减税作为核心议题来组阁就行。目前为止，我们都缺乏这种构想。这次即便公明党与自民党分离，在野党的行动也相当迟缓。这是因为他们对政党政治的理解浅薄——更直白地说，他们依然对自民党给予了过高的评价。

加藤：石破先生于10日发表了战后80年的感想。他从国内政治体制失灵出发，探究未能避免战争的原因。他以国务大臣单独辅弼制、统帅权独立等制度缺口为前提，认为在日俄战争前由元老、至1930年代由政党来弥补这些缺口并承担“政策整合”之职——这一理解，是有扎实学术支撑的解读。

然而，本可实现“政策整合”的政党，却在同英美的裁军与对华的止战方针上屡屡败给军部的统帅。其特点在于，一边举出吉野作造、美浓部达吉、斋藤隆夫等批判军部者的名字，一边从背面来书写这一过程。这也解释了为何石破的感想在表面上似乎并未触及日本的对外过失。首相表示：唯有国民持续从历史中真诚学习“为何未能止战”的原因，才能奠定和平国家的基石。面向关注日本前途的世界，我想这一表述是符合日本国民整体利益与福祉的。

杉田：反对石破发表经阁议决定的“战后80年谈话”的政治家们，究竟想捍卫些甚么呢？他们把安倍“70年谈话”中那句“不能让与那场战争毫无关系的后代子孙背负继续谢罪的宿命”理解为“可以不再道歉”的宣言，因此不愿意被“80年谈话”所覆盖。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把战争之“罪”分为四类：①法律罪责——由战犯承担，而与后代无涉；②政治罪责——由全民承担，并由后代继承；③道德罪责——由良心审判个人支持或旁观战争的行为；④形而上的罪责——人类作为会引发灾厄的存在而背负的罪。

战后40年的1985年，西德总统魏茨泽克据此提出：虽然①的罪责无法由后代承担，但“无论有罪无罪、年幼年长，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为过去承担责任”，从而宣示了对罪责的承继。而安倍谈话则只拣了①，几乎等同于在说其余诸罪并不存在。此次石破在感想中提出的“通向那场战争的统治机制缺陷”，我认为说得很好，但也很是在意那些在安倍谈话中被忽略的、其他的罪责。

政治，乃“可能性的艺术”

长谷部：把④换成海德格尔的话，就是“负疚/负累”。它无法否认、也不能当作没发生过，之后更不可能摆脱。马克斯·韦伯在《以政治为业》中谈到“责任伦理”：政治家要为行为后果负责，但结果优劣的判断终究只能诉诸选举。为了免于被追责，就必须赢得选举、维持政权，于是有些人不惜篡改公文书，还在国会上撒谎。我不清楚安倍本人都下达了怎样的指令，但“安倍政治”的确是靠这种方式维持的。自民党内对此并无反省，甚至还认为没必要解决企业献金、旧统一教等问题——高市及其支持者恐怕真的是这样认为的。结果就是，他们成了韦伯所说的、负面意义上的“职业政治家”。

杉田：关于政治是甚么，大体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德国思想家卡尔·施米特所说，政治就是“战争”。近来这种政治观在全球蔓延，而特朗普是为其典型——他不只与政敌作战，还与大学为敌，甚至否定立宪主义、与法官作对，并把外国人一概视为潜在的敌人。在日本，这类变体版的政治家也颇受欢迎。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政治以多元意见为前提，通过协商达成某种共识与妥协；在某种意义上，这也被视为保守主义的本来面目。但包括石破在内，如今似乎不摆出“战斗姿态”就难以获得人气。

加藤：我并不否认摆出战斗姿态本身，但坚守立宪主义是最后的底线。破坏了立宪主义再来谈所谓的未来愿景，这分明是毫无意义。

长谷部：政界常说“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我们需要超越党派的框架，找回想像力与构想力，为日本政治走出停滞状态探寻方法与路径。在维护法治、承认事实这些最低限规范之上，还必须提出超越税制与社保微调的、关于日本社会的大视野大图景。

杉田：今后的走向尚难预料，但若通过与部分在野党联合而诞生高市政权，那么除了不可持续的经济政策之外，近来产业与学术的军事化恐将进一步加剧。高市多次表达过推进“反间谍法”的意愿；一旦立法，媒体机构以及同海外有着联系的团体可能会被无端地视为间谍，因而存在人权状况恶化的风险。这很可能意味着，日本彻底转向将政治视为“战争”的政治观。我希望各党派以公明党的提问为契机，发挥想像力，并提出新的政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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