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正在加速摧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撰文: 高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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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世半导体(Nexperia)东莞工厂的车间里,技术人员正在抢修被远程切断的系统,而欧洲汽车工厂的流水线旁,工人们则在焦急等待可能永远不会送达的芯片。

与此同时,安世半导体荷兰总部却忙着全面切断东莞工厂的系统权限,生产数据无法调取、ERP管理系统瘫痪、研发技术支持中断。

本月,荷兰看守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依据一项冷战时期的《物资供应法》(Goods Availability Act),首次动用该法接管了中资安世半导体位于荷兰的总部。此举显然受美国特朗普政府压力——意在限制中国获取高端芯片技术。

当然,自知惹下事端的荷兰经济事务大臣文森特·卡雷曼思(Vincent Karremans)更为焦躁。目前荷兰临时政府处境尴尬,之前的联合政府已分崩离析,看守内阁正处在一个非常特殊且脆弱的时期。由于联合政府中的两个政党先后退出,导致内阁出现大量职位空缺,留任的部长们临时兼任多项职务,以维持政府的基本运转。卡雷曼思没想到自己居然成为了看守内阁的“明星”。

在对外宣布控制中国母公司闻泰科技(Wingtech)旗下的安世半导体后,这位大臣频繁接受访问。他一边向媒体解释这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一边又急忙安排与中方官员的会面。他对外宣称:“我们愿意就后续合作展开对话”,甚至将高管变动归因于“企业自主决策”。

这正如美国特朗普政府,面对中国近期实施的稀土与技术全球“长臂管辖”,美国完全没有想到中国会如此大动干戈,从总统到部长展现出的慌乱表明政府没有应对预案。在美国代表的西方国家思维中,它们依旧认为训斥与制裁非西方国家是它们的“独特权力”,中国等国家最多在外交辞令上强烈抗议一下罢了。

华盛顿的独裁正在摧毁西方的根基

荷兰政府试图用法律外衣包装其对安世半导体的干预。荷方声称,这是依据1952年颁布的《物资供应法》采取了这一“极为例外”的决定,原因是公司内部存在“严重的治理缺陷”。荷兰企业法庭并据此迅速裁定,暂停闻泰科技实控人张学政在安世半导体的职务,并任命了一名临时管理人。

表明上,这是一次依法行事的标准操作。但荷兰法院随后公开的文件却揭示了另一番图景:文件显示,美方向荷方提出更换安世半导体中方首席执行官及“调整治理结构”等要求。今年6月12日,美国商务部与荷兰外交部的一次会议记录明确显示,美方将“撤换中国籍首席执行官”作为安世半导体能否从美国“实体清单”豁免的先决条件。

荷兰看守内阁经济事务大臣文森特·卡雷曼思(Vincent Karremans)完全没想到自己居然以这样方式成为了临时政府的“明星"。(资料图片)

荷兰政府的行动,在时机与内容上与美方要求高度吻合。法律文本之下,很难否认这“纯属巧合”。当“法治”沦为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公司治理”成为选择性执法的借口,荷兰政府此举便与西方一贯宣扬的“契约精神”和“市场原则”构成了一幅自我讽刺的漫画。西方正在将一贯所严厉抨击的“专制独裁”行径,奉为其打压竞争对手的实际准则。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明确指出,荷方此举是美“穿透规则”(Piercing Provision)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的明显例证,美方的“穿透规则”是加害中企的始作祟者。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建立的一套中立、普适的商业法律框架,现在可以随时被激活、被扭曲,用以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箱。

荷兰在这一事件上匪夷所思的行为,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刻意打压中国的华为公司开始,美国就在要求它的盟友国依据它的政治指令行事,来自华盛顿的威权阴影就一直笼罩在欧洲上空。

当中国开始大力反制时,欧洲的无奈只能透过毫无逻辑的辩解来回应。面对中方反击后全球汽车供应链的剧烈震荡,卡雷曼思迅速改口,声称“外部顾问制定了这个计划”,“荷兰政府对这个计划不知情,也没有这个意图”。这种将关乎跨国企业生死的重大决定归咎于“外部顾问”和“企业内部程序”的说法,清晰地暴露了荷兰政府在巨大压力下的慌乱与失据。

中国的反击为何让西方难以适应

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和欧盟,似乎非常不适应中方的对等反制。他们习惯于挥舞制裁大棒,却在中国举起盾牌与长矛时表现得惊讶不已。这种不适,源于一种深植于冷战后历史叙事的思维定势:惩罚与制裁是西方独有的特权,是“自由世界”治理“不守规矩者”的天然权力。

然而,中国的一系列行动正有力地打破这种一厢情愿的想象。

西方的“不适应”,本质上是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作为全球规则主导者的霸权惯性,它们认为训斥与制裁非西方国家是它们的“独特权力”。(资料图片)

稀土领域的反制便是明证。中国近期扩大了对稀土物项与稀土技术出口的管制,引入“许可制”审查体系,并设定了低至0.1%的含量标准。这意味着全球范围内几乎任何含有中国稀土成分的产品,都须接受中国合规审查。《华尔街日报》的文章宣称,这种设计实现了对美国“长臂管辖”的对等反制,堪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现代商业版。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勇指出:“中国的反制不是情绪化的,而是制度化、法治化的。这种‘以规则对抗霸权’的姿态,体现了一个大国的成熟与克制。西方必须认识到,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制裁不再是单向的武器。”

西方的“不适应”,本质上是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作为全球规则主导者的霸权惯性。它们习惯于中国作为全球化最大的接受者,却尚未准备好接受中国作为规则塑造者和权力行使者的新角色。当中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时,西方感受到的不仅是经济上的压力,更是心理上的巨大落差。

有英媒的一篇评论就坦诚地承认:“北京正在制定一项战略,与美国的策略出奇地相似,几乎是逐页照搬……这标志着全球商业治理进入了一个危险的新阶段。”

近些年来,美国一直认为他们对中国的认识与威胁了解已经相当全面,但近期发生的种种事件,或许会让它们再次深刻反思,不能再从本位角度一厢情愿的来看待这个兼具综合实力的庞然大物了。因为中国已从一个所谓西方规则的接受者,转变为全球秩序坚定不移的重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