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美西方在全球产业链布局启动“中国+1”进程以来，印度的角色就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时至今日，不少国内的评论和分析也都开始部分正视印度的比较优势，诸如庞大的人口规模和理想的年龄结构，以及在教育等方面和西方的较高接轨程度，都构成了产业链转移的重要吸引力。不过，国内评论往往也认为，糟糕的基建程度、巨大的贫富—地区差距以及运作欠佳的国家制度架构都会妨碍印度的真正崛起。

更极端的负面视角莫过于将印度简化为“脏乱差”与“开挂民族”的合集，这也往往成为弹幕狂欢的素材。在部分中文语境里，印度基本成了“制度决定论”的反面教材——“你看，民主国家搞基建就是不行”。不过，毋庸置疑的一点就是，无论是普通制造业还是尖端制造业，国际巨头近年来都没有放缓在印度加码投资的势头，即使印度早被冠以“外企坟场”的恶名。因此，值得深思的一点是，在全球经济—产业格局中，印度的对华竞争态势究竟处于何等量级。

首先，两重分化的印度在碎片化的全球格局中有其优势。若把印度GDP放大看，印度经济大致由两部分构成：一条是“数字印度”，一条是“泥巴印度”。前者以班加罗尔—海德拉巴一线为轴，汇聚了全球1000多家GIC（全球创新中心），其规模近矽谷之半；后者则覆盖了北方邦、比哈尔邦的广大平原，那里仍以牛耕和小农经济为主，拖拉机普及率差中国甚远。

2023年，印度名义GDP达到3.7万亿美元，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五；软件与讯息服务业贡献了当年出口创汇的超三分之一，而农业占比已跌至15%，却吸纳了43%的就业人口。换句话说，不到十分之一的印度人在“数字化列车”上飞奔，其余大多数仍挤在绿皮火车的慢车厢。这种“K型增长”让贫富差距在十年内迅速扩大。

然而，分析人士指出，正是这种“双重速度”构成了印度经济的韧性。当全球消费电子需求疲软，印度IT外包订单反而逆势增长——跨国公司为压缩成本，将更多后台财务、法务、数据分析迁往班加罗尔。2024财年，印度IT服务出口增长达两位数，对冲了纺织品出口的下滑。与此同时，手机产业链的“中国+1”策略让印度在五年内成为全球第二大手机生产国，并成为美国最大手机进口来源国。

印度经济专家将印度称为“碎片化全球格局”的受益者：在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趋势中，印度正以关键节点的形式嵌入——不追求全产业链，而是在数据服务、设计、组装等环节“卡位”，以较低政治风险和制度开放性换取资本信任。

其次，教育金字塔的尖端优势仍不宜低估。相关分析人士指出，印度教育的真实面貌不是“文盲率高”，而是分层极端。基础教育领域，辍学率高且基础设施和师资力量欠缺，这使得近年来印度成年女性识字率仍只有中国的约三分之二。

但在金字塔尖，印度理工学院（IIT）的每年录取率不足2%，毫不逊色于美国藤校，教材也与美国同类别顶尖高校高度同步。更重要的是，这种精英教育与产业深度绑定。无论是科技产业（如尖端制程芯片）还是重大基建设施（如港口），IIT学生往往很早就参与到实质性的产业运作和管理中，这种培养方式让毕业生具备“即战力”，强化了印度在全球人才市场的竞争力。

IIT毕业生早已成为全球科技公司的“硬通货”：Google CEO、微软CEO、IBM CEO——三位校友合计掌控4万亿美元的市值。

再次，印度的“矽谷帮”早已从技术层迈入决策层。如今，矽谷不乏印度裔的身影——他们不只是工程师，更是决策者。近年来，在矽谷头部科技企业中，先后有10余位印度裔出任CEO，显著高于中国大陆背景者。

在相关分析人士看来，这种差距是“管理基因”和“网络效应”的体现。印度精英普遍“双证在手”——技术学位+MBA。印度管理学院模仿哈佛案例教学，却将“Jugaad”（凑合式创新）本土化，训练学生在资源匮乏中找突破。印度裔在矽谷形成类似“同乡会”的提携机制。从Google十几位工程师的“小圈子”，扩张为覆盖规模极大 的“印度员工网络”。新员工入职便能获得一本内部“生存手册”——谁能帮办签证，哪个中高层喜欢晨练。这种“导师文化”持续助力印度技术人才扩散并提升影响力。

根据相关研究报告，印度每年外流STEM人才仍约有7万人，但回流率近年来也持续提升。越来越多“矽谷经验”反向输入班加罗尔等科技中心，催生出无人机、量化交易、AI医疗等新创企业。回流的人才对于印度的尖端产业崛起的加强作用有望持续显现。

第四，制度的双刃：混乱民主与强势国家的有机并存。若要理解印度的长期竞争力，不能忽略它的制度特色。印度的“民主”常被嘲为低效、内耗、腐败，但它也提供了某种“去中心化的适应性”。

一方面，印度联邦制下的各邦几乎相当于半独立经济体。泰米尔纳德邦靠汽车制造崛起，古吉拉特邦成外资制造高地，卡纳塔克邦主打IT与航空。这种邦级竞争创造出“多核心增长”，避免了单一中心的结构性崩溃风险。

另一方面，莫迪政府近年来在基础设施与产业政策上逐步推进“国家资本主义化”。“印度制造2.0”计划通过高额补贴推动半导体、电子、太阳能产业的发展；2024年预算中，资本支出增长11%，为连续第四年两位数扩张。虽然执行缓慢、征地复杂，但高速公路、电网和港口的改善正在逐步缩短印度与东南亚的差距。

莫迪的强人政治在民主制度中嵌入了一种“有限集权”：表面上是联邦制，实则在财政与政策上实现中央统一协调。这种混合体制为印度提供了“慢而稳”的政策连续性，也让外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加大投入。

当然，印度的增长前景仍有阴影。城乡差距与基础教育缺陷决定了其人口红利可能“质变为负担”；官僚体系低效与土地制度僵化限制了制造业的纵深发展；宗教与族群分裂随经济转型而可能激化政治风险。

此外，印度的就业创造能力远低于人口增速，每年需新增工作岗位也持续显著高于实际新增工作岗位。若无法吸纳年轻劳动力，“人口红利”将变成“就业陷阱”，失去未来的增长空间，至少也会导致生产成本大涨。不过，印度的制度弹性、人口规模和英语化优势仍可使其成为全球产业链中颇具潜力的“备份节点”。对于中国而言，印度并非“接班人”，而是一种“异构竞争者”：它用不同逻辑对同一全球空间的子域进行“错位竞争”。

因此，就中国与印度在全球经济—产业链的长期竞争态势而言，印度对于中国的主要竞争冲击力并不在于部分评论界所集中讨论的“全领域替代”，而是“错位竞争”态势下的多个领域的渐次嵌入。

在制造业上，印度的目标不是“取代中国”，而是“接住外溢”。苹果、富士康、三星已在印度形成初步集群，但印度的供应链深度仍远不及中国。根据相关机构测算，印度制造业占GDP比重预计将从2022年的17%提升至2031年的25%，但要形成完整配套，至少还需10年。不过，伴随着西方的持续加码和摆脱对华高度依赖的坚定决心，这一进程会在波动中持续演进。

在数字经济上，过去五年，印度依托“数字公共基础设施（DPI）”体系，在数字金融与普惠支付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由统一支付接口（UPI）、数字身份（Aadhaar）及账户聚合（AA）构成的“三位一体”架构，使政府、银行与私营部门共享统一的数字底层。根据印度国家支付公司（NPCI）数据，2025年9月UPI单月交易额达约20万亿卢比（约合2400亿美元），交易笔数超过140亿笔，为全球交易笔数最多的即时支付系统。虽然在交易金额方面仍显著落后于中国，但是其金融生态融合程度和金融普惠性方面已有部分优势。

在科技竞争上，印度的“人才外溢”形成了全球布局的杠杆。印度科技人才以全球流动性构建“技术网络”。在AI、生物医药、软件工程等领域，印度籍科学家参与的国际专利数量也在迅速增长。需要看到的一点是，伴随着美西方对中国科技打压的持续加码和对印度扶持的持续，印度科技人才在尖端科研参与度方面的对华反超前景不宜低估。

可以说，中国的优势是“系统效率”，印度的优势是“全球错位嵌入”。前者追求速度与规模，后者依靠灵活与连接。但是，当全球供应链不再需要一个庞大的“世界工厂”，而更偏好多点分布的“安全节点”时，印度的制度与劳动力结构反而契合这一趋势。

最新消息显示，印度与美国贸易协议谈判取得进展，双方已接近达成协议，可能将印度输美商品关税从50%降至15%-16%。该协议可能以印度逐步减少从俄罗斯进口石油作为交换条件，并允许更多美国非转基因玉米和豆粕进入印度市场。虽然美印双方依然存在部分矛盾和分歧，但是双边贸易关系的趋稳意味着后续的产业—技术合作有望进一步打开局面，这有助于继续助力印度在全球经济—产业格局中的地位。

最终分析结论：

真正需要看清的是：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新阶段，印度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楔子”——用金字塔尖的精英撬动技术权力，用双重速度的经济吸收外资，用制度混合的灵活性弥补执行力的弱点。它或许无法复制中国的“全产业链+基建狂魔”模式，却有机会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半导体设计等高附加值环节切走蛋糕的一块，而这一块的体量，恐怕会越来越大。

本文原载于2025年10月22日的安邦智库每日经济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