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0次缔约方大会（COP30）召开前夕，慈善家、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在个人网站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气候的三个残酷真相》（Three Tough Truths About Climate）的长文，引发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这篇超过5000字的文章，与其说是一份倡议，不如说是盖茨在气候立场上的一次重要转折。二十多年来，他一直是清洁能源投资与气候行动的代表人物，而这一次，他选择退后一步，重新定义气候行动的逻辑。他直言：气候变化固然严峻，但它不会导致人类文明的终结；真正值得投入的，不是以恐惧为动员的政治口号，而是能切实改善人类福祉的实际行动。

盖茨开门见山地否定了近年来盛行的“末日论”。他指出，全球气候运动长期以来过度依赖“危机叙事”——热浪、洪水与风暴被不断叠加成“世界末日图景”，从而以恐惧推动气候政治。虽然这种叙事在舆论上具有强大动员力，却也造成了焦虑蔓延、资源错配与政策失衡的后果。

盖茨特别强调，许多国家在短期减排目标上投入过多，却削减了对健康、农业与减贫等关键领域的支持，而这些领域才是真正决定人类能否适应气候变化的核心。贯穿全文，他最想表达的是，如果人类要在变暖的地球上更好地生存，就必须把“人”重新放回气候议程的中心。换句话说，气候行动的评估标准，不应只停留在温度曲线的上升幅度，而应转向生活质量的提升。

盖茨在文中还列举了多个例证：非洲的抗旱作物改良计划让玉米产量提高了66%；印度的农民利用AI短信系统预测季风变化，从而避免了上百万亩粮食损失；而廉价的空调和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让极端高温导致的死亡数在过去二十年持续下降。盖茨认为，这些改善人类生存能力的项目，比任何宏大的“零碳承诺”都更能衡量气候行动的成效。

在这份倡议里，他还提出两个关键命题：第一，要把“绿色溢价”（Green Premium）降到零，让清洁能源在成本上与化石能源持平。只有这样，绿色转型才能成为市场行为，而非政治强制。第二，要以数据和影响力衡量一切气候支出。盖茨以全球疫苗联盟（Gavi）的经验为例：自2000年以来，220亿美元投资拯救了1900万儿童生命——每挽救一条生命的成本约1000美元。他指出，气候资金也必须遵循同样的逻辑：用有限的资源，产生最大的福祉效应。盖茨直言，如果用拯救生命的效率来衡量气候项目，那么现在许多支出都会显得不合理。

在备忘录最后，盖茨将目光投向即将在巴西贝伦召开的COP30大会，呼吁全球气候政策进行“战略性转向”——将焦点从单纯控制排放，转向以改善人类福祉为核心的系统性行动，尤其要优先关注最贫困国家人民的健康、粮食安全与适应能力的建设。

自从这份备忘录发表以来，盖茨就面临着来自各界的非议。许多环保人士称该备忘录是对支持气候议程的倒退。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自己“赢了”，因为盖茨终于承认他在气候问题上完全错误。当然还有一点，就是特朗普的气候政策倾向于让民间投资去主导气候议题，而政府财政撤离那些“虚头巴脑”的项目，毕竟还有许多议程，远比非常理论性的气候议题更加紧迫，更为现实。所以这么看来，特朗普认为盖茨“归顺”了自己，也不无道理。当然，作为左派代表，盖茨在公开场合明确反驳特朗普的说法，还强调自己只是在备忘录里提出了一些相对务实的观点罢了。

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认为，盖茨的“理性回归”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这意味着世界上最主要的“气候环保战士”也不得不承认当下的气候治理逻辑存在问题，甚至到了“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程度。气候变化运动现在实际是一种宗教，是一种政治正确，是一种信仰。

这个过程是一种时代性的机会，给无数的职业人士创造了舞台，让人们认识了他们的脸，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可能是擅长忽悠正在寻找机会的政治家、急切渴望成熟的年轻人、寻找投资机会的金融投机者、追逐概念的时尚界的人士、虚构写作的作家、急于得到资助的大学教授，当然还有总是需要粉丝的布道者。然而，当气候变化成为政治运动的时候，它带来了巨大的成本提高，影响到通胀水平，然后再改变政治。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以“拯救地球”为名的承诺、协议其实就如同空头支票或者是不一定发挥作用的“保险单”。真正的问题，却从来没有被解决。

安邦智库因此认为，因为气候变化提供给人类太多的不确定性，建立在不确定性基础上的讨论已经太多了，现在应该是时候，在唯一确定的基础上采取理性的行动，那就是节约和效率——这和盖茨在备忘录中提到的“绿色溢价”和“气候支出标准”可谓是不谋而合。这些提法的核心都在于让气候政策重新回到理性与可持续的轨道。

这也正为中国未来的气候战略提供了思想参照。中国的应对路径应当以“节约”和“效率”为核心，在“节能减排的再投资与再建设”中形成可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这不仅能降低通胀压力，还能在全球绿色竞争中确立新的范式。中国的绿色观点，将在务实的发展与气候变化理论之间，建立一种平衡的框架，真正解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对立。事实上，中国在城市更新、绿色投资等领域有市场规模大的优势，在部分议题上也有制度层面可复制的经验，只是还需要更加全面有效的战略性政策支持。不管怎么说，这些实践比任何抽象的目标都更具可行性，也更加有意义。

总之，盖茨的备忘录之所以引发全球震动，并不在于他提出了什么新的口号，而在于他敢于说出当下气候议程的真相。气候变化仍将是一个长期挑战，但人类社会需要的，已经不是恐慌叙事，而是一种可持续的行动逻辑：以节约为起点，以效率为核心，以人的福祉为最终衡量标准。正如盖茨表达的那样，我们不需要去拯救地球，而是需要让地球上的人生活得更好。这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思想，折射出未来全球气候治理可能的方向。

最终分析结论：

比尔盖茨对气候变化态度的转变是有里程碑意义的。盖茨以“人类福祉”为核心重塑气候治理，拒绝了长期以来以末日危机为驱动的主流叙事，这种转向不是否定气候行动，而是让政策思维回归理性。未来的气候变化政策，核心在于能否切实改善人类福祉的实际行动，这比任何政治口号都有效。

本文原载于2025年11月6日的安邦智库每日经济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