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作为资深极右分子崛起于日本政坛核心，并非简单的权力更迭，而是战后日本历史脉络与政治逻辑长期演化的必然产物。

从战后美军强制改造导致的国家与民族的分离，到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复杂纠葛，再到21世纪危机催生的政治转向，每一步都为其上台埋下伏笔，清晰揭示了日本国家认同变迁与危机时代政治选择的深层逻辑。

【海外看世界】编者按，赵全胜主编：自安倍晋三之后，日本政坛果然是走马灯似的“换相”。 这一次石破茂下，高市早苗上，引发了国际上对日本今后发展方向的关注。 关注的重点既有日本政坛的乱与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更包括日美关系和日中关系在内的日本外交。 参加我们这次快评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34位学者，其中一半以上来自日本（18位），其他分别来自美国、中国大陆、以及港澳台地区。

一、历史铺垫：国家和民族的分离与极右隐患

战后日本政治舞台呈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现象：国家与民族发生了人为的分离。 这一分离源于美国在战败后对日本进行的强制性政治改造，迫使日本放弃国家至上主义。 然而，日本并未因此放弃集体认同，反而转向民族主义，将其作为新的认同核心。

这种政治上的割裂最终形成了“两张皮”的独特格局：一张是“国家”的皮，被美国主导的改造和国民的战争创伤所抛弃，成为战争罪责的代名词，国家主义成为最大的政治“禁区”，遭到严厉批判; 另一张是“民族”的皮，被日本人小心翼翼地保存，深植于国民意识之中。

两者本质区别明显：被抛弃的“国家”象征着明治维新后引入的西方国家政治理念，缺乏本土根基; 而被珍藏的“民族”则延续了日本千年的本土传统，根植于国民认知。

更重要的是，这种“两张皮”的割裂使民族主义得以“金蝉脱壳”。 战前和战时，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紧密相连，服务于对外扩张; 战后，当国家成为战争替罪羊时，民族主义却与象征天皇重新结合，借此逃避战争责任和历史惩罚，悄然存在于战后日本社会。

这一格局为极右势力埋下隐患：民族主义的潜藏不仅使其免于战争责任清算，还保留了保守主义的思想根基，未能彻底清算强调民族优越和维护传统秩序的理念; 国家主义虽暂时沉寂，但其与民族主义的深层联结并未断裂。

随着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经济崛起，这种联结被重新启动，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首次“媾和”，形成“新国家主义”，主导日本政坛，推动其政治和外交强硬。

尽管后来经济泡沫破裂，新国家主义势头减弱，但极右势力的思想土壤已更加深厚，为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反复纠葛提供了温床，为日后高市早苗等极右人物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二、现实动因：危机倒逼与极右选择

21世纪，日本“失去的十年”延伸为“三十年”，经济、社会、国际层面的全方位危机成为极右势力上台的直接推手。

经济上，企业投资低迷，青年“非自愿非正式雇佣”问题凸显，老龄化率超29%，社保支出与财政赤字形成“剪刀差”，民众对温和改革失望，渴望强硬变革。

社会层面，经济停滞加剧“失序感”，传统家族观念瓦解，社会凝聚力下降; 全球化引发“文化认同危机”，保守思想升温，极右势力借渲染“内外威胁”凝聚支援。

国际上，日本全球经济份额锐减，科技优势面临赶超，“自主安全”诉求受和平宪法与实力限制，“修宪扩军”、“强化同盟”的极右主张契合其“突破束缚、彰显存在感”的需求。

在此背景下，日本政治从“温和保守”转向“激进保守”。。 岸田文雄因政策摇摆、应对危机不力退位; 石破茂虽以“修宪扩军”、“强化日美同盟”等极右主张上台，但因加重财政负担、协调能力不足，一年多便黯然下台。

石破茂的失败非极右路线破产，而是“人选适配度”不足。 高市早苗以其更纯粹的极右立场——追随安倍晋三主张“修宪扩军”、否认侵略历史、质疑南京大屠杀真实性、否定“村山谈话”、宣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长期参拜靖国神社、主张遏制中国——获党内保守派信任; 其“草根出身”与女性身份易引发民众共鸣，通过社交媒体塑造亲民形象，扩大了极右路线的社会基础，最终在党内选举中胜出。

三、个人适配：高市早苗的三重优势

高市早苗能成为极右势力核心，关键在于个人特质与日本政治逻辑的高度适配，形成三重不可替代优势。

其一，政策传承稳定，深度继承安倍晋三衣钵，在修宪、安保、历史认知等议题上延续保守路线，确保极右方向连贯。

其二，女性身份突破，作为日本历史上首位女首相，以柔性形象弱化极右立场争议，便于舆论传播与社会动员，同时以打破传统姿态为政治注入活力，成为极右势力扩大影响的独特政治符号。

其三，无世袭背景的依附性，使其需主动依附强势派阀，既易获支援，又确保政策贴合保守立场，避免妥协，成为极右势力眼中“可靠可控”的核心人物。

四、对外战略：高市政权的选择与走向

高市早苗政权的对外战略，始终以 “危机自救” 的现实需求为出发点，以 “让日本再次伟大” 的政治愿景为长远导向，在这一核心框架下，呈现出“深度依附” 与“有限扩张” 相互缠绕的显著特征——这一战略的推进轨迹与最终走向，不仅关乎政权自身的政治合法性，更将深刻重塑日本在当前大国博弈格局中的角色定位，成为影响地区安全秩序的关键变数。

短期内，“战略深度依附”优先，军事上承袭“安倍路线”，渲染威胁、突破军事约束、依托美日同盟; 经济外交上依托美日欧多边机制，以“价值观外交”构建排他性经济合作圈，牺牲外交自主性。

中长期则推动“有限军事扩张”与“外交突破”，军事上推动修宪明确自卫队“军队”属性，转型“主动防御”; 外交上深化与印澳等国安全合作，构建“小多边安全机制”，在敏感问题上持强硬立场，煽动民族主义凝聚民意。

然而，此战略面临严峻挑战。 国内经济低迷与老龄化叠加，军事投入将挤压民生，加剧社会矛盾; 周边邻国对极右势力高度警惕，强硬政策易引发反制，陷入“安全困境”; 对美依附暗藏“被抛弃”风险，平衡外交亦可能导致孤立。

结语

高市早苗上台是战后日本历史与政治逻辑层层递进的结果：历史纠葛为极右积累根基，现实危机使极右成为必然选择，个人特质适配逻辑成为核心。

其对外战略的“依附”与“扩张”双轨并行，是日本在国际秩序中定位焦虑的体现——既想借美国霸权实现短期保障，又试图突破战后体制寻求“政治大国”地位。

这标志着日本极右政治进入新阶段，其强化国家与民族深度融合的极端政治走向，将深刻影响地区与全球战略格局。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海外看世界”，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武心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