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1月之后，美元指数仍然维持自美联储降息后逐渐走高的态势，11月初一度升破100的整数关口，目前仍然在99之上。这事实上已经逆转了今年4月以来持续走弱的趋势。与此同时，美元波动率指标回落至美国总统大选前水平，衡量国债市场波动性的ICE Move指数已跌至近四年低点。由此市场认为，外汇市场已走出年初“特朗普冲击”的剧烈震荡。

虽然市场对于特朗普“对等关税”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免疫力”越来越强，这一转变意味着，美元正回归传统角色，发挥其传统避险资产和投资组合稳定器的作用。美元回归稳定，当然也和美联储保守预期以及美国政府的“停摆”有联系，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其同样反映出美元作为主权货币和国际主要支付货币的双重角色的特殊性。这一回归，也让此前有关“去美元化”的预期难有进展。

当然，如“特里芬难题”所言，美元的双重角色，使得其难以完全在贸易逆差和货币稳定之间实现“两全其美”。

事实上，“去美元化”观点的兴起，与美元国际地位减弱密切相关。根据IMF最新披露的全球外汇储备币种构成（COFER）数据，截至今年二季度末，在全球披露币种构成的外汇储备中，美元占比由上季末的57.79%降至56.32%，回落1.47个百分点，其储备份额连续11个季度低于60%，进一步创30年来新低。

不过，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认为，与之相对应的并非其他货币的崛起，而黄金是本轮国际储备资产多元化配置的最大受益者。自2024年一季度起，黄金已超过欧元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国际储备资产。到2025年二季度末，在全球黄金外汇储备中，黄金占比约24%（美元44%、欧元17%）。这也反映了现有非美元储备货币均面临各自的发展困境，难以实质性挑战和取代美元。

对不按常理出牌的特朗普而言，其仍然希望能够两者兼得。其既希望通过加征关税，缩减美国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也不希望美元出现较大的波动，更不希望美元走弱而削弱其国际主要货币的地位。

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此前也谈到，美国在美元问题上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美国希望通过有竞争力的美元汇率来促进制造业回流、改善贸易收支平衡。另一方面，美国希望继续维持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主导地位，既包括在国际贸易支付方面的主导地位，也包括在全球金融市场交易上的主导地位。因此，美国在美元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两个互相矛盾的目标。

不过，周小川认为，美元要实现两者兼得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只要国际上没有货币挑战美元。其认为，无论欧元、日元实际上都难以取代美元的地位。虽然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不小进展，但总体进展相对缓慢；数字货币中的稳定币则还不够分量来取代美元。因此，尽管美元体系面临诸多挑战，但在美国经济与金融实力的支撑下，美元在一段时间内仍将保持其全球核心地位。就此来看，围绕美元强弱的“货币战争”，实际上也成为地缘经济、金融和政治博弈的一个部分。

安邦智库在讯息跟踪的研究中注意到，在对等关税大战告一段落之际，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在发挥地缘影响力，推动美元化，以保持美元的“国际化地位”。一方面，在联邦政府“停摆”的情况下，美国仍坚持援助阿根廷，为其提供美元流动性帮助阿根廷渡过难关。另一方面，业内人士曾透露称，特朗普政府官员正商讨如何鼓励拉美等一些国家扩大使用美元，以帮助这些国家实现货币和金融的稳定。这更像是其贸易和美元“两手抓”对外政策的真实体现，在削减贸易赤字的同时，继续对外“输出”美元，保持国际影响力。这种情况下，美元稳定的重要性可能超过贸易赤字问题，成为美国政府下一步的政策关注点，使美元在“货币战争”中保持主动和强势。

这个情况，意味着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在美国主权之外，正在构建以美元货币为主的美元区，以维护美元的国际地位。实际上，美元化早在一些拉美和太平洋国家中得以实践。如厄瓜多尔、萨尔瓦多等拉美国家在2000年前后，由于恶性通胀而将美元设为法定货币。东帝汶、马绍尔群岛等国也都以美元作为法定货币或者货币与美元挂钩。目前承认美元法定货币的这些国家规模都不大，居民收入不高，基本都是发展中国家。萨尔瓦多在实行20多年的美元化后，经济趋于稳定，通胀也受到了遏制。虽然其经济结构面临困难，政府失去了货币主权，但至少不再承受通胀之苦。

厄瓜多尔对外贸易以石油和农产品出口为主，同时海外移民和劳工收入也为其提供了相当部分的美元流入。据厄瓜多尔中央银行数据，截至2025年，25年来移民汇款总额约达717.24亿美元，反映了美元化背景下厄瓜多尔经济的特殊性。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厄瓜多尔将美元列为唯一法定货币，但实际上其政治和经济政策并未受到美国过多地干预，奉行贸易和投资开放的多元化政策。其不仅与拉美国家签订有自贸协议，也与欧盟签订了自贸协议。2023年厄瓜多尔与中国签订了自贸协定，加强双边合作。

从媒体披露的可能加入美元区的潜在对象来看，同样都是发展中经济体，而且普遍面临经济和金融困境。持续高通胀也削弱了这些国家的主权货币，因而具有利用美元信用稳定金融体系的需要。实际上，自阿根廷总统米莱上任以来，其一直宣称将实现美元化，以解决持续的高通胀。美国政府也通过货币互换，为米莱政府提供美元流动性支持，以支持其稳定经济、削减赤字的努力，更使得其赢得中期选举的胜利。阿根廷现实的例子，其实给其他处于“货币危机”中的国家树立了榜样。考虑到美元化后贸易和投资的便利性，美元化对于这些国家有着较强的吸引力。

考虑到各国的差异和空间的差异，目前特朗普政府推动美元化战略，未必能够如欧元区一样建立统一的单一货币区域。更多还是会采取较为灵活的方式，如阿根廷一样，采取主权货币与美元绑定的方式，美国提供美元信用保障和信贷支持，主权国家采取财政和货币约束机制，达到货币和金融稳定的目标。其结果将是当地市场对美国的全面开放，以及美国与这些经济体联系的加深，形成美元经济圈。与此同时，鉴于这些国家货币的弱势地位，推动其美元化，也有利于美元稳定币的跨境业务在这些市场的开展，使得美元得以在数字领域扩张，从而巩固其在实体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当然，鉴于这些经济体的实力，推动这些国家实行美元化，对美国而言还远远不够，不仅和其传统的投资和贸易对象不匹配，更让美国实际上揹负更多的义务和负担。因此，美国政府巩固美元地位的努力还是会放到其传统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之中。例如，澳大利亚在不久前与美国签订矿产资源合作的同时，澳大利亚养老金基金宣布计划在2035年前将对美投资规模从5000亿美元提升至1.44万亿美元。类似的举措也在美国与日本、韩国方面的贸易协议中得以体现。

另外，近期，在特朗普的高调批评之下，挪威方面紧急采取措施，暂停其2.1万亿美元主权财富基金的道德投资规则，以避免其被迫出售亚马逊、微软和Alphabet等美国科技巨头的股份。这意味着美国在实施增加贸易壁垒，减少贸易赤字政策的同时，并不希望这些传统经贸伙伴脱离美元货币，而是通过美国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实现这些国家与美元体系的进一步绑定，继续保持美元的传统影响力。因此，这些国家也将是美国政府推动美元化的主要对象。

这或许将加剧推动“货币战争”进入一个新的地缘化竞争阶段。特朗普政府的这些动向体现了世界上新的美元区的构建问题。这个新的美元区与地缘政治影响力，可能重叠。大致是在整个美洲大陆、太平洋地区、中东以及环地中海周边。他认为，其中与中国激烈交战的区域是东欧区域，如果美元区将其纳入版图，则中国人民币的影响力，不仅仅得不到扩张，还会被压缩。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各国货币不得不采用贬值的手段来应对特朗普的关税以及维持自身的商品出口地位。这样导致的货币贬值不可避免。所以，美元区的构建和扩张，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因为其他货币区的货币自我收缩造成的。这一逻辑，与各区域的经济增长形势也可以形成对照，大致应该是一致的。换句话说，就是经济增长最终决定货币价值。

最终分析结论：

美国方面在美元信用实际上走弱的情况下，将维持美元国际地位的重点，放在与其他货币的地缘竞争之中。推动建立和扩张“美元区”实际上意味着美国特朗普政府希望“化虚为实”，将美元从全球化时代的“无孔不入”，转变为地缘化的竞争工具，这也使得国际金融和资本流动更加复杂。

本文原载于2025年11月16日的安邦智库每日金融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