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的一点是，稀土，是现代工业的“维生素”，几乎渗透进所有关键技术领域——从新能源汽车、风电、光伏，到半导体、国防装备、人工智能，以电子工业为基础的现代高科技高度依赖稀土资源。中国长期占据全球约70%的稀土供应量与90%以上的精炼能力，这种高度集中化的供应格局，使其在地缘政治上具有稀缺的战略地位。

2025年以来，中国在稀土政策上出现了显著转向。国家发改委与工信部联合出台了针对稀土出口的“双控”政策体系，主要包括：1、出口环节审查制度强化，部分高纯度磁性稀土及其合金列入“战略敏感清单”；2、技术外流管制，稀土冶炼、分离及磁体制造核心工艺纳入国家出口管制目录；3、国内集中化整合，包头、赣州与南方稀土集团完成新的产能协同，推动价格与供应的集中调控。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稀土使用格局中，欧洲才是中国稀土资源的主要使用者，而不是美国。根据欧盟的资料和数据，欧盟从中国进口稀土的比率比美国高出约20至30个百分点。欧盟2023年从所有来源进口“稀土元素（REE+）”，合计有18300 吨，总价值约为12.36 亿欧元。与之相比，美国2024年稀土化合物与金属进口额合计约1.70亿美元，而且非官方的统计还进一步下降至1.51亿美元。其中，大部分都是中国的稀土输出。所以中国的稀土限制措施，瞄准的可能是美国，但在枪口下躺倒的却可能是欧盟。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在中欧贸易摩擦升级的背景下，中国正在利用稀土形成对欧洲的结构性约束。稀土并非能源那样可以立即替代，它的供应链转移周期动辄以十年计，而欧洲的“绿色转型”进程几乎全面依赖这些稀土制品。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和高性能电机都离不开钕、镝、铽等中国稀土。欧洲的依赖，使稀土成为中欧经贸关系中一枚真正的“地缘钉子”。据彭博社最新讯息，面对稀土供应的吃紧，部分德国企业已经向中国方面提交了具有保密性质的供应链讯息，这或许有助于中国后续进行进一步的“精准打击”。

与欧洲相比，美国的情况则是越来越趋向不同。一方面美国拥有大量的稀土资源，并且正在通过广泛的合作，进一步控制稀土资源；另一方面，美国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大力推动传统能源建设，实现部分“去电化”，此举非常有助于美国减少稀土依赖。

欧洲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欧洲对稀土的依赖度之高，在中欧贸易战的语境下已经被进一步放大。2025年初，随着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征收高额关税、调查中国风电与光伏补贴后，北京启动了对部分稀土出口许可的审查程序，欧洲舆论立即反弹。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欧盟理事会会议上首次提出，要“动用核选项”应对中国的经济胁迫。

所谓“核选项”，即2023年底生效的《反胁迫工具法案》（Anti-Coercion Instrument, ACI）。该法案赋予欧盟前所未有的反制权力：1、关税报复与进口禁令：对中国高科技产品、稀土下游制品施加限制；2、知识产权削减：暂停中企在欧盟的专利保护或延迟批准；3、投资封锁：阻止中国企业参与欧盟核心产业投资；4、公共采购排除：禁止欧盟成员国政府采购中国产品。这些措施表明，实际上中国已经从对美经贸关系的“折腾”中具备了应对的经验，“核选项”的说法存在夸张，但值得注意的是，ACI这个法案的运用领域和意义可能泛化，导致中欧经贸关系彻底脱钩，这是最坏的结果。

欧盟委员会有内部文件指出，ACI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降低对单一供应方的战略依赖”。然而，欧洲真正的矛盾在于：没有中国，就没有“绿色转型”，所以对欧盟而言，这意味着十数年来的政治投资全部落空。根据欧洲地质调查局的测算，若欧盟要实现2030年碳中和目标，其稀土需求量将较2020年增加五倍，而当前欧洲本土产量仅能满足不到1%的消费需求。

这种情况下，欧洲实际陷入了双重困境：政治上要求“去依赖”，经济上却难以脱钩。稀土问题让欧洲的“战略自主”理念暴露出其资源的脆弱性，也加剧了与美国的认知分歧。美国对稀土问题持务实态度，更多依靠澳大利亚、加拿大、南美等盟国重构供应链；而欧洲，则试图以制度化反制和集团协同行动来“展示决心”，这也成为其推动G7协调机制的动力之一。

可以认为，由于自身经济-产业地位的相对弱势，欧盟最终真正全面启动“核选项”的可能性并不高。但是，在经济-产业方面持续推进对华脱钩则是当然选项。

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地缘政治领域。欧盟基于对华竞争和对抗性认知的强化，其负面效应或也将呈现出地缘扩散态势，而非洲则大概率会成为焦点。因为稀土供应的不确定性，将会迫使欧洲重新打开一张尘封已久的地图——非洲大陆。在能源转型的名义下，欧洲仅有的选择，就是开始以一种“绿色复殖民”的姿态，重新谋划对非洲资源的控制。欧洲战略界内部流行的观点是：“摆脱对中国稀土依赖的唯一可行之路，是重返非洲。”

事实上，非洲早已成为全球稀土资源的重要增长极。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 2024）数据，非洲稀土探明储量占全球约20%，其中坦桑尼亚的Ngualla矿、马拉维的Songwe Hill矿、纳米比亚的Lofdal矿、以及南非和布隆迪的若干稀土项目，均具备工业化开采潜力。过去十年，这些项目中约有70%的投资来自中国资本或中非合资企业。

因此，当中国以出口控制与技术管制强化自身稀土主导权时，欧洲的战略焦虑或将首先外溢到非洲大陆，而这将主要体现为三条路径。

第一，“绿色援助”的资源包装化。欧洲并不一定再以传统的殖民手段直接干预，而是通过绿色转型与气候合作的叙事框架重新进入非洲。2024年欧盟启动的“全球门户计划”（Global Gateway）二期，新增了40亿欧元用于非洲“关键原材料伙伴计划”（CRM Partnerships），表面上是帮助非洲发展清洁能源、矿业治理、环境修复，实则意在建立一种“资源换技术”“资源换融资”的结构性绑定。

这种策略有两层目的：一是用绿色语义掩盖资源掠夺的实质，借助可持续标准将欧洲企业嵌入非洲矿业项目上游；二是排他性约束中国企业。在多个欧盟主导的合作文本中，隐含了限制第三方（尤其是中资）参与关键项目的条款。欧洲舆论将其称为“去风险化合作”，但从效果看，这是一种制度化排他。

第二，“制度武器化”的地缘排他。欧洲在非洲的再介入，已不再是单个国家的商业行动，而是一个制度化战略联盟。欧盟正在构建一个“欧非关键原材料安全机制”（EU-Africa Critical Raw Materials Mechanism），拟在2026年前建立统一的供应链透明度标准，并与七国集团的“矿业透明倡议”（MI）联动。这一机制的实质，是以“环境、劳工、人权”标准为工具，对非洲资源出口建立政治条件门槛。

这类标准看似中性，实则具有明显的地缘导向。一方面，它可限制中资企业通过价格竞争获得项目；另一方面，也能以制度名义干预非洲国家的政策选择。例如，欧盟可通过“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认定非洲出口产品是否“符合绿色标准”，从而在贸易上惩罚那些与中国合作密切的国家。

更深一层的意图，是将非洲资源纳入欧洲产业链的安全闭环。欧盟计划在纳米比亚、加纳和刚果（金）设立“原材料认证中心”，由欧方负责检测和签发出口许可。这一体系若全面实施，中国企业即便在非洲拥有矿权，也可能因未获“欧标认证”而被排除在欧洲市场之外。

第三，“安全合作”的隐性介入。当资源竞争叠加地缘安全议题，欧洲的角色正从经济行为者向安全行为者转化。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已分别在萨赫勒地区、东非和南部非洲恢复或扩大军事存在。表面上是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地区稳定，实际上则服务于保障关键矿区和运输通道安全。

以尼日尔为例，自法国2023年从萨赫勒撤军后，德国和意大利分别以“维和行动”名义维持派驻小规模部队，而欧盟同时与布基纳法索签署新的矿产开发协议。这种“安全外包—资源换稳定”的组合方式，实际上是在用地缘控制确保资源可得性。

更值得警惕的是，欧洲对非洲的介入或正在与美国的“关键矿产伙伴关系（MSP）”协调融合。G7框架内的讨论正在形成一种“跨大西洋资源同盟”概念，其隐含目标正是“在非洲绕开中国”。一旦这一模式成熟，中国在非洲形成的资源与基础设施协同体系（尤其是“一带一路”下的港口、铁路、冶炼厂）将面临被制度性孤立的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稀土战略并非意在“制裁”欧洲，而是出于维护全球供应稳定与国家安全的双重考量。然而在欧洲舆论语境中，这种战略被解释为“经济武器化”，从而加剧了政治对立与制度防御心理。如果欧洲最终在非洲展开大规模稀土资源布局，并将其纳入G7框架协同体系，中欧关系的竞争将不再局限于贸易摩擦，而或将演变为一场关于全球绿色秩序主导权的长期争夺。

所以中国在非洲的矿权，有很大可能性将会接连“出事”，这是全球地缘政治连动，“反应-再反应”所导致的客观结果。中国的利益相关方，必须引起高度关注这一安邦（ANBOUND）的预警，及早协调行动，加以布局应对。

最终分析结论：

中国的稀土战略改变的不仅是供需格局，更在于国际政治的议价逻辑。当欧洲以规则构筑防线，中国以资源与产业链主导权作为回应，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的“碎片化—重组”阶段。欧洲的反应是焦虑的，也是现实的——它既害怕被排除在中国主导的新能源产业之外，又无法承受与中国彻底脱钩的代价。非洲则可能成为这一矛盾的外溢场景，成为一个新的地缘竞争舞台。在这场博弈中，中国既要守住资源安全与产业优势，也需防止被动卷入新的地缘竞争。稀土，不只是矿产，更是一场关于全球秩序、产业主权与战略平衡的深层较量。因此在动用这一资源武器的时候，必须高度慎重。

本文原载于2025年11月16日的安邦智库每日经济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