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会多名资深议员近日接连宣布放弃竞逐连任，并且纷纷表明希望更多年轻有能者加入议会，为年底的换届选举定下“去旧迎新”的基调。已宣布弃选的议员当中，现年76岁的张宇人既是目前议会内最年长的议员，也是资历最深的一位，同时也是言论最惹火的其中一人。多年来，他在诸多社会政策上固执己见，以鲜明却又狭隘的主张为所属业界代言，挑战普罗大众对社会分配与公平正义的认知，映照出香港政治体制中的结构性问题。

今年《施政报告》强调“深化改革”，改革本质上是全面而深刻地革新社会经济结构，过程中不可避免避免撼动原本拥有政治经济影响力的既得利益阶层，也会冲击许多积重难返的落后观念。在这个意义上，立法会议席的更替不仅是个体政治生涯的终结，也提醒我们慎重思考，在由治及兴的新征程里，香港需怎样的代议士。张宇人的退场，正是一个重要观测窗口。

“廿蚊张”绰号突显狭隘“利益代理人”议政逻辑

回顾张宇人的议会生涯，他由2000年10月起代表饮食界担任议员，迄今整整二十五年。作为民意代表，理应顾全社会整体利益与发展需求，但功能组别的特殊性，却使其政治取态时刻与特定群体的诉求紧密捆绑。

张宇人多次引发争议，根源恰恰在于他只看商界利益。从因对最低工资的极低建议而被冠上“廿蚊张”的绰号，到对标准工时的坚决反对，乃至公开宣称“侍产假一天都不应该有”，甚至扬言辞去行政会议成员职务以图阻挡取消强积金对冲的方案，背后的逻辑始终一致：将任何旨在强化劳工保障的措施，解读为对营商环境的直接威胁，并将劳资关系描绘成一场零和博弈。

张宇人将食肆倒闭潮归咎于外劳不足，却鲜少触及高昂租金这一核心症结；在垃圾征费、禁烟等关乎公共卫生与环保责任的议题上，他也屡屡为业界争取豁免或提出反对，将特定行业成本与便利置于社会整体利益之上。

这种在政府政策有利业界时乐见其成，在要求业界承担社会责任时则全力反对的双重标准，清晰地勾勒出其作为“业界代理人”的角色定位。然而，将商业利益与公共利益机械对立的思维，只会令政策讨论缺乏高度，使其难以适应香港破解深层次矛盾的时代需求。

功能组别制度设计成为双刃剑

政治是公众之事，从政者理应以公共利益为最终依归，但现实中代议士履职出现偏差，甚至走上歪路的情况比比皆是。功能组别作为香港政治演进过程中的特定历史产物，意在吸纳专业声音，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平衡社会不同阶层的参与。此制度若能真正促进多元化议政，不失为一件好事，但在实际操作中，其过于狭窄的选民基础和划界标准，却为“业界利益至上”的议政文化提供滋长空间。

以张宇人所属的饮食业为例，它雇用了二十多万从业员，服务全港市民，但其立法会议席的决定权由百余张团体票决定，驱使议员与少数选举人之间形成高度稳定的利益共同体，议员首要效忠对象为决定其能否当选或连任的小圈子，而非更广泛的行业从业员或市民整体。

新时代议员需要从“小我”走向“大我”

随着2019年修例风波后中央重塑“爱国者治港”新秩序，以及香港迈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社会对代议士的角色与期望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今年3月，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全国“两会”期间会见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有与会者透露夏宝龙提出“要由有能力的人担当立法会议员”。

何为有能者？夏宝龙曾在涉港讲话中提出，要懂得不计较“小我”的利益，而是以香港和国家的“大我”作为考虑点。针对张宇人所属的工商界，夏宝龙也曾直接呼吁，应当超越个人与企业的狭隘利益，将自身发展融入香港和国家的宏观大局，并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这意味着，真正的专业议政者，不能只做特定利益团体的代言人，而是要胸怀全局。香港的议会固然不能再容忍那些哗众取宠、为反对而反对的政客；同样地，那些只顾及局部利益，妨碍社会整体进步的绊脚石，也必须被时代所淘汰。新时代的立法会议员应当在促进香港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大前提下发挥作用，而非成为阻碍改革、加剧社会矛盾的藩篱。

三轨并进：香港需要怎样的代议士？

立法会成员素质直接决定香港能否跨越发展瓶颈。2021年选举改制后，香港代议政治形成由地区直选、功能组别与选举委员会三轨并进的新格局。基于三个界别的不同属性，要把这个制度设计转化为治理效能，前提必然是直选议员摆脱民粹短视、功能组别代表摒弃狭隘利益视野、选委界议员筑牢全局意识。

整体而言，香港需要一批兼具专业素养与宏大视野，勇于承担且善于监督的代议士。这才是“爱国者治港”原则之下，广大市民对立法会最真切的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