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的英国首相斯塔默（Keir Starmer），执政不到两年，就在党内阁员的集体逼宫和地方选举的历史惨败之下，宣布辞去工党党魁职务；而在选出新任党魁之前，他将以看守首相身份继续履职。

斯塔默的离任，意味着英国将在短短约十年间迎来第七位首相。从卡梅伦、特雷莎·梅、约翰逊、卓慧思、苏纳克，到今天的斯塔默及其继任者，在和平时期的西方发达国家当中，如此频繁的“走马灯式”首脑更迭几近史无前例。这不禁令人深思，英国政坛怎么了？

在告别演说中，斯塔默极力为自己辩护，自豪于恢复了英国的国际声誉、经济回升以及工资增长。然而，在经济数据和政治现实面前，显得相当无力。他执政期间，英国经济增长确实从低迷状态中渐渐回升，2025年录得约1.6%的增长，高于2024年的0.9%。但这个数字不仅低于疫情前约2.0%的长期趋势水平，而在七国集团中也仅处于中游位置。

与此同时，就业与工资的改善也只是一场被通胀吞噬的数字游戏。尽管英国失业率维持在3.8%的历史低位，2025年的名义工资增速亦达到5.5%，但扣除同期约3%的通胀率后，民众的实际工资增速仅约2.5%。名义收入在增加，实际购买力却几无改善，基层民众对公共服务和生活成本的怨气自然不减反增。更深层的危机在于劳动参与率的持续低迷，大量因长期患病或提前退休而放弃求职的经济非活跃人口游离于体制之外，当局束手无策。

在通胀与财政方面，工党政府虽然将通胀率从11.1%的峰值压降至3%左右，并促使基准利率回落至4%上下，但服务业通胀仍维持在5%以上，核心CPI顽固不化，极大限制了英国央行的降息空间。更致命的是财政政策的失误。工党上台时高喊财政纪律，现实却是财政赤字率持续在国内生产总值的4%以上盘旋，政府债务率更是突破100%大关。财政大臣里夫斯在2025年秋季预算案中宣布增税260亿英镑，瞬间又引爆企业界与中产阶级的强烈反弹，直接导致工党在今年5月的地方选举中遭遇毁灭性惨败，传统票仓不保。

斯塔默的黯然下台，表面上是一场因地方选举失利、贝安德派系逼宫引发的内阁政变；在本质上，这不过是英国政治体制和深层经济矛盾激烈碰撞的又一次悲剧注脚。英国之所以陷入“十年七相”、“六年五相”的怪圈，根源在于三个无法摆脱的底层逻辑。

首要的泥潭是“脱欧”后遗症。2016年的脱欧公投为英国政治种下了不稳定性的种子。根据美国国家经济局的研究，脱欧已导致英国长期GDP水平下降了6%至8%。贸易壁垒增加、劳动力严重短缺、企业合规成本激增，这些结构性创伤至今仍在流血。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任何一届政府都曾试图管理这些后遗症的残局，但都缺乏有效的政策工具。

其次是无解的生产率之谜。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的每小时产出年均仅增长约0.5%，远远落后于二战后2%的黄金增长率，引发恶性循环：生产率停滞导致经济无法实质增长，进而造成税收收入不足与国家财政紧绷；财政困难使得公共服务体系如国民保健署急剧恶化，引发选民愤怒并导致执政党频繁更迭；而政局动荡又让政策缺乏连续性，进一步加剧投资不足，使生产率继续停滞。斯塔默正是这个恶性循环体制下的最新牺牲品。

最后是选民耐心的极速崩塌。当一个国家的公众长期处于悲观心态，他们的政治耐心会急剧缩短。工党之所以能在2024年取得压倒性大选胜利，根本不是因为选民认同工党的政策主张，而是对保守党投下了否定票。因为在保守党执政的14年内，英国民众接连遭受金融危机、脱欧动荡、疫情冲击、能源危机和生活成本危机的连环打击。但换了工党上台后，生活依然拮抗、公共服务依然糟糕，还要面临加税，政治蜜月期便会转化为政治清算。

斯塔默要走了，雄心勃勃的贝安德或许很快就会入主唐宁街10号。但大不列颠的系统性危机，绝不会随着领袖办公室名牌的更换而烟消云散。英国民众想要的是一个完美的悖论，他们渴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更低廉的物价、更严谨的边境管控，但同时又抗拒加税。于是，整个国家都陷入了一种等待圣人的空转状态，而人们总在期待下一位能够重启局面的政治明星，却从不给任何一届政府足够的时间和政治资本去改革国家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