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恩威专栏｜奇妙的揭发者

香港机场的咖啡馆里，内地客户赵女士匆匆签署着7%收益的保单；同一时刻，香港某医院的账单上，一项简单手术的费用正逼近数十万港元。两个看似无关的场景，勾勒出香港保险业繁荣与隐忧并存的复杂图景。

香港保险市场近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024年毛保费总额达到6,378亿港元，保险密度位居亚洲第一、全球第二，保险渗透率更是高达18.2%，冠绝全球。2024年长期业务新造保单保费达2,198亿港元，同比激增21.4%，创下十年新高。

在这个被誉为“保险业天堂”的市场背后，制度性隐忧正在悄悄滋生：医疗费用“火箭式”上涨、小众行业保障缺失、监管与市场发展脱节等问题日益凸显。

市场繁荣与监管进化

香港保险业的辉煌成就并非偶然。自19世纪40年代保险业在香港诞生以来，这个行业经历了近180年的发展历程。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崛起，香港保险业进入了黄金发展阶段。

在监管层面，香港保险业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的演进。

1983年，《保险公司条例》颁布前，香港尚未形成健全的保险监管制度。1984年该条例正式生效后，香港开始实行一套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相结合的监管体系。

2015年，《保险公司条例》经修订后更名为《保险业条例》，标志着香港保险业监管进入了新时代。根据该条例，香港保监局于2017年6月26日正式成立，并于2019年9月23日全面接手保险中介人的监管工作，实现了对保险业的统一监管。

香港保监局的成立，旨在确保保险业的规管架构与时俱进，促进保险业的稳健发展，为保单持有人提供更佳保障。作为独立于政府的监管机构，香港保监局在财政和运作上保持了独立性，符合国际保险监督联会的基本监管原则。

耀眼光芒下的结构性问题

尽管香港保险市场表面上风光无限，但其内部结构性问题已逐渐暴露。香港保险市场呈现明显的“偏科”现象。2024年的数据显示，约91%的新造保单保费源自储蓄型产品，平均每张保单年缴保费高达40.9万港元；而内地访客贡献的628亿港元新造保单保费中，终身寿险、危疾及医疗保险分别占总数的59%、28%和5%。

这种以“投资”和“储蓄”为导向的产品结构，导致香港保险业的保障功能被弱化。传统意义上的保险应以“风险转移”和“社会保障”为核心，但香港市场的产品显然更侧重于“财富增值”和“资产配置”。

这导致与社会保障相关的领域，如医疗保险，正面临医疗费用快速上涨的挑战。这种趋势若不加以控制，或走向美国模式——高昂的保费与有限的保障并存，最终加重社会负担。

另外令人担心的是，香港在小众行业和新兴领域的保险保障明显不足。例如文创业，特别是展览演唱会、小型初创企业等，往往难以获得适当的保险保障。与日本、韩国等地区相比，香港在这方面显然滞后，缺乏针对性的产品设计和风险评估体系。

医疗险困局：美国模式的幽灵

香港医疗服务体系中存在着多重导致费用上涨的因素。一方面，医疗技术和新药的引进自然推高了治疗成本；另一方面，系统中可能存在的不当行为也加剧了这一问题。例如，有案例显示，曾有医疗人员与保险中介人串通伪造医疗记录，向保险公司提出虚假索赔。

保险业在控制医疗费用方面本应发挥关键作用，但目前香港的医疗保险产品设计更多是被动应对医疗费用上涨，而非主动参与医疗成本控制。保险公司通常通过提高保费或降低保障范围来应对医疗通胀，这种做法治标不治本，最终损害的是消费者的利益。

缺乏有效的跨部门协调机制是问题的核心。建议医院管理局与保险业监管局之间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共同控制医疗开支和药物开支。目前，这种协同机制明显不足，导致医疗费用的监管责任模糊，控制措施难以落实。

面对这一困境，香港需要建立一个类似于“医疗费用合理定价机制”的协作平台，整合医院、保险公司、药品供应商等多方利益相关者，共同制定费用控制策略。

资本监管与现实保障的失衡

2024年7月1日，香港保险业引入了风险为本资本制度，标志着监管框架的进一步升级。这一制度采用三个支柱的框架，要求各保险公司的资本要求与其风险状况相称。

然而，这种以资本充足性为核心的监管模式，与保险业应发挥的社会保障功能之间存在着明显脱节。保险公司为了满足资本要求，往往更倾向于开发资本占用较低、利润较高的投资型产品，而非那些对社会有重要意义但可能风险较高的保障型产品。

在监管实践中，香港保监局似乎更关注保险公司的财务稳健性和市场秩序，而对保险产品的社会价值关注不足。例如，对于演出运动项目，电影演唱会、文创产业等特殊风险领域，由于缺乏历史数据和精算基础，保险公司往往不愿涉足，而监管机构也未能提供足够的政策引导和支持。

监管资源分配不均也是问题之一。保监局做了很多宣传工作，但在基础研究方面投入不足。保险业的健康发展确实需要大量社会学的数据支持，需要深入研究社会发展趋势，但目前的监管重点似乎更偏向市场推广和维护，而非基础研究和前瞻规划。

新兴领域保障的缺失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其保险市场在传统领域已相当成熟，但在新兴领域和特殊风险的保障方面却明显滞后。

以Mirror意外事件为例，这类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往往简单地通过提升保费来应对风险，而不是开发更精准的风险评估模型和产品设计方案。这种做法不仅无法为相关行业提供切实保障，反而可能抑制这些行业的发展。

在韩国和日本，针对文创产业、小型初创企业等特殊领域，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保险保障体系。这些国家通过政府支持、行业协作和产品创新，为高风险但对社会有重要价值的领域提供了风险保障。相比之下，香港在这方面明显落后。

风险评估能力不足是问题的关键。对于许多新兴行业和小众领域，保险公司缺乏足够的历史数据和专业能力来进行准确的风险评估和定价。然而，监管机构并未积极推动相关研究和数据共享机制的建设，导致这些领域的保险保障长期处于空白状态。

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香港保险业过于注重“可规模化”的市场，而忽视了那些规模较小但同样重要的细分领域。从监管角度来看，需要建立鼓励创新和风险分担的机制，推动保险公司开发针对特殊风险的产品。

系统性改革的方向与路径

面对香港保险监管体系的多重挑战，需要进行系统性改革，而非零敲碎打的修补。

首先应建立跨部门的医疗费用监管协作机制。这一机制应整合医院管理局、保险业监管局、食品药品监管机构等多方力量，共同制定医疗费用控制策略。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建立医疗服务的参考价格体系，同时加强对医疗行为合理性的监督，防止过度医疗和保险欺诈。

其次是推动保险产品结构的优化。监管机构应通过资本要求、税收政策等工具，鼓励保险公司开发更多保障型产品，特别是针对医疗、养老等社会急需领域的保险产品。同时，应建立针对新兴行业和小众领域的保险创新支持机制，包括数据共享平台、风险分担基金等。

第三是加强保险业的基础研究能力。保险业的健康发展需要大量的社会学数据和精算研究支持。监管机构应牵头建立行业研究平台，推动保险业与学术界、研究机构的合作，加强对社会发展趋势和风险变化的研究。

最后是完善立法监督机制。新一届立法会应加强对保险业的专业监督，利用议员们的专业知识，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特别是在防止市场垄断、保护消费者权益、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等方面，需要立法机构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当香港保险公司签单室被赶来投保7%收益产品的客户挤满时，这座城市另一端的普通家庭可能正为不断上涨的医疗保险费而焦虑。这种割裂的现实揭示了一个核心问题：香港保险业在追求资本增值的道路上疾驰时，是否遗忘了保障社会稳定的初心？

立法会换届在即，新议员们需要运用专业知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保险监管体系。而保监局在庆祝市场繁荣的同时，更应审视自身的监管责任是否真正落实——毕竟，保险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财务报表的数字上，更体现在它为每个家庭、每个行业提供的安全保障中。

作者胡恩威是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江苏省政协委员，进念．二十面体联合艺术总监暨行政总裁。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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