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7日，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街头，37岁的美国公民、三个孩子的母亲、古德（Renee Nicole Good）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的一次“针对性”行动中被当场射杀。美国国土安全部宣称她“试图驾车冲撞执法人员”，属“恐怖主义行为”，而明尼阿波利斯市长雅各布·弗雷在观看现场视频后认为她只是试图避开包围车辆的特工，并未构成致命威胁，直斥国安部“胡说八道”，并公开要求ICE撤离该市。这不仅是一宗悲剧性的执法争议，更是美国共和党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政治极化与制度挑战的缩影。透过“制造冲突”换取“政治资本”，让“恐惧”取代“共识”，令“礼崩乐坏”不再是抽象批评，而成为可被看见的日常场景。

当ICE成为特朗普的私人卫队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这个原本职能仅限于边境与移民事务的机构，在特朗普的权力架构中发生了“质”的异变——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行政执法单位，而正在演变为总统的“私人武装”。与受制于美国宪法、受制于地方民选官员的常规警察或国民警卫队的不同，ICE直接听命于联邦行政分支（即总统及其内阁），其行动具有高度的不透明性和不受监管性。而ICE逮捕也不需要搜查令和逮捕令。此次事件中，ICE特工对着美国公民——甚至是一位军人遗孀——直接开枪，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时刻。它证明了暴力的边界已经消失。在特朗普式的治理逻辑中，为了达成目标，没有什么是不可牺牲的。

“礼崩乐坏”四个字，精准地概括了当下美国的政治生态。所谓“礼”，是社会运行的规范与契约；所谓“乐”，是社会成员间的和谐与共识。而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内（或其强势影响下），这两者皆已荡然无存。受害者是军人遗孀这一事实，本应触动美国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尊重退伍军人及其家属”曾是共和党的核心价值观。然而，在极端化的政治叙事下，受害者的身份被刻意模糊，取而代之的是“暴徒”、“冲撞执法”的标签。这说明，在特朗普的政治光谱中，传统的价值纽带已经断裂，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敌我划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总统对外无道必然对内无道

特朗普式的黑帮帝国主义，从不局限于国界之外。它必然向内渗透，甚至先于对外扩张。一个不讲道德、不讲人权的政权，不会选择性地在海外绑架总统而在国内恪守法治。相反，它终究会把同一套技术搬回国内，因为它最擅长的从来不是说服，而是逼迫。绑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是对外的展示：美国可以无视国际法，动用军事力量颠覆他国政权。特朗普声称马杜罗是“毒贩”，但这不过是借口，正如他将国内异见者贴上“国内恐怖分子”标签。这反映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权力不受约束，对内对外一视同仁。

选择帝国主义，你就会得到帝国主义的一切。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口号，本应是保护国民的承诺，却演变为对内镇压的工具。历史反复证明，极权体制的建立，往往始于对“内部敌人”的制造。纳粹德国先清洗左翼与犹太人，智利皮诺切特先镇压学生与工会，今日美国的路径何其相似？

制造混乱成为选举生存逻辑

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暴力执法会在此时升级？这必须放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背景下来审视。这是一个偶然事件，但是偶然事件的背后也有一些必然的原因。

特朗普及其核心圈子深知，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和社会撕裂的加剧，单纯靠选票赢得中期选举的不确定性正在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制造混乱也可能是一种策略。这让人联想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生存逻辑：当政治地位岌岌可危时，战争状态是最好的护身符。特朗普或许正在效仿这一套路，但他发现发动一场大规模对外战争风险太高、成本太大，且容易失控。相比之下，在国内发动一场“低烈度的内战”——即针对所谓“内部敌人”（移民、左翼城市、抗议者）的战争，则显得更为划算且可控。

美国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

ICE的暴走，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压力测试”或“武力展示”。这意味着特朗普已经做好了两手准备：如果选举能赢，自然皆大欢喜；如果赢不了，或者选情告急，他手中握有一支只听命于他、敢于向平民开枪的武装力量。这支力量可以用来镇压骚乱，可以用来恐吓反对派，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可以用来“解决”选举本身。

对于普通美国人而言，这是一个极度危险的时刻。当国家机器开始像对待占领区一样对待自己的城市，当执法者开始像对待敌军一样对待自己的公民，所谓的“宪法权利”就成了一纸空文。未来的日子里，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类似的冲突只会愈演愈烈。在这场权力的豪赌中，特朗普押上了美国的国运，而筹码则是普通人的生命。面对这样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除了自求多福，美国人民或许需要更深刻的觉醒：当帝国主义的回旋镖飞回来的时候，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作者刘畅博士是“香港新方向”总召集人，香港人才创业者协会执行主席，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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