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英国首相斯塔默爵士前往北京展开历史性访问，这不仅是自2018年以来英国领导人首次踏足中国首都，更象征着伦敦当局在历经数年的战略迷失后，终于对其外交政策作出了必要的修正。这次访问绝非仅具象征意义的外交礼节，而是植根于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冷酷逻辑之中。

过去几年间，英国在处理对华关系时陷入了一种极度混乱的状态，政策在经济利益的客观需求与意识形态的虚妄姿态之间剧烈摇摆。这种缺乏战略定力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施加的外交流放，结果非但未能对中国造成任何实质影响，反而导致英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利益被边缘化，使其在欧洲邻国纷纷深化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合作的同时，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尴尬境地。斯塔默此行标志着一种行政理性的回归，是对过往脱钩政策彻底失败的默认，亦是对英国经济现实的清醒认知。

脱欧陷入财政危机
亟待与华拓展经贸

若要理解此次外交转向的迫切性，必须首先审视英国在后脱欧时代所面临的严峻经济现实。所谓“全球英国”（Global Britian）的宏大愿景在残酷的国际竞争面前无法实现，脱离了欧盟单一市场的英国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寒冷而孤独的荒原之中。国家财政赤字高企，基础设施老化，且急需外部资本注入以维持其金融体系的活力。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市场的开放性与稳定性成为了英国无法忽视的生命线。随同首相出访的庞大商业代表团，包括汇丰银行（HSBC）、葛兰素史克（GSK）以及捷豹路虎（Jaguar Land Rover）等企业巨头的高层决策者，无疑揭示了此行的核心驱动力。

这些长期深耕全球市场的商业精英比任何政客都更清楚，英国的金融健康与实体经济复兴，与重启英中经贸联委会（JETCO）及深化对华贸易有着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稳定引擎，其所提供的市场机遇与供应链优势是不可替代的。因此，英国政府此次主动寻求高层接触，实则是承认了双方力量对比的客观变化，即英国对中国经济伙伴关系的需求，远远大于北京对伦敦外交认可的需求。

批新使馆释出善意
面对激进势力压力

在这种经济互补的基础上，首相启程前夕作出的一项重大行政决定，为双方关系的解冻提供了关键的政治“润滑剂”。批准中国在伦敦历史悠久的皇家铸币厂旧址建设新使馆，这举措释放了极具分量的善意信号。多年来，该项目一直被伦敦地方规划委员会及安全鹰派以各种模糊且缺乏实证的所谓安全风险为由无理阻挠。这种阻挠本质上是泛政治化的产物，是冷战思维在城市规划领域的荒谬投射。斯塔默政府此刻果断扫除障碍，允许项目推进，不仅是对契约精神的尊重，更是一种政治勇气的体现。它表明英国最高决策层终于准备好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长远稳定，置于安全机构内部部分人士那种近乎偏执的臆测之上。这决策为两国谈判清除了充满敌意的背景噪音，使双方能够在相互尊重的氛围中，就实质性的贸易与投资议题展开对话，而不再被琐碎且带有歧视性的官僚主义所绑架。

然而，这种基于国家利益的务实转向，却在英国国内遭遇了来自激进政治势力与部分国会议员的非理性喧嚣。由35名议员联署的信函，以及诸如“香港监察”等19个所谓人权组织发出的噪音，暴露了这些群体与现代地缘政治现实的惊人脱节。他们向首相提出了一份充满傲慢与偏见的要求清单，试图将这场两个主权大国之间的双边峰会，异化为一场道德说教的表演秀。这些人士似乎忘记了英国当前的处境，一个正苦于应对内部经济危机的国家，根本没有资格以“教师爷”的姿态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指手画脚。这些人士竟异想天开地敦促伦敦当局向北京施压，意图迫使中国介入缅甸、朝鲜半岛甚至乌克兰等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危机。这种将自身价值观强加于人的冲动，不仅是对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无视，更是一种过时的帝国心态残留。他们试图迫使首相在外交场合进行毫无建设性的美德信号展示，却完全无视这将如何损害英国亟需的经济合作机会。

无理取闹侮辱法治
彻底暴露双标虚伪

在这些荒谬的要求中，最具法盲色彩且对法治精神构成最大侮辱的，莫过于坚持将释放黎智英作为重启中英贸易对话的先决条件。这诉求彻底暴露了西方某些政治势力在法治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与虚伪本质。他们口口声声宣称捍卫法治，却在实践中公然要求行政权力干预司法独立。香港是一个拥有成熟法律体系与独立司法机构的管辖区，其法治指数在国际上名列前茅。黎智英之所以身陷囹圄，绝非因为其言论或思想，而是因为其涉嫌触犯了勾结外国势力及煽动叛乱等严重的刑事罪行。这些指控均基于确凿的证据与清晰的成文法条文，而非政治迫害。香港的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严格遵循正当程序，依据证据与法律作出裁决，不受任何外部势力的干扰。

真正的法治精神，要求国际社会尊重不同司法管辖区的判决结果，即便这些结果在政治上不符合某些西方国家的叙事偏好。试想若有外国势力要求英国政府释放贝尔马什（Belmarsh）监狱中的囚犯作为经济合作的筹码，英国必将视之为对其司法主权的严重侵犯。同理，要求中国或香港干预司法程序以释放特定被告，本质上就是要求置法律于政治交易之下，这是对法治精神的践踏。那些将一名刑事被告包装成所谓民主烈士的激进分子，实际上是在侮辱香港的司法制度。他们拒绝承认香港法律体系的公正性与透明度，试图用政治施压来取代法律审判。斯塔默作为律师出身的政治家，理应清楚地认识到，任何负责任的政府都不可能接受将刑事司法案件作为贸易谈判的筹码。维护香港法治的尊严，意味着必须让司法程序在没有外部政治干扰的环境下独立运行。

超越党派私利眼光
中英关系走出低谷

此外，必须警惕那些激进组织在话语体系中所隐含的恶意。诸如“香港监察”等团体在描述中国政府时，频繁使用极具侮辱性与妖魔化的词汇，这绝非成熟的外交语言，而是意识形态十字军的谩骂。这种语言风格反映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即预设西方价值观为普世唯一标准，而任何与之不同的治理模式均被视为异端。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极大地简化了复杂的国际关系，也关闭了理性对话的大门。当这些团体用充满敌意的标签来定义中国时，他们实际上已经取消了自己参与严肃政策辩论的资格。这种情绪化的宣泄无助于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只会加深误解与对立，破坏大国之间维持稳定所必需的相互尊重。

因此，斯塔默首相面临的真正考验，在于他是否有足够的政治智慧与魄力，将这些噪音与真正的国家利益区分开来。他必须明白，英国对中国进行道德说教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今的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权力转移，中国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与经济增长的贡献者，理应得到平等的对待。英国未来的繁荣，不取决于其在意识形态战场上的声量，而取决于其能否以谦逊和务实的态度，与中国建立基于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这要求英国政府必须尊重中国的主权与核心利益，承认香港法律制度的独立性与权威性，并拒绝将人权问题政治化或工具化。

此次北京之行，不仅是一次外交破冰，更是一次对英国政治成熟度的试金石。它要求英国决策者展现出超越党派私利与短期民粹情绪的战略眼光，将国民的生计与福祉置于虚幻的道德优越感之上。反对派制造的噪音，以及他们针对正当法律程序提出的无理要求，只不过是历史潮流中的逆流。只要英国政府能够坚持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摒弃冷战思维，中英关系便有望走出低谷，迈向一个稳定、务实且富有成果的新阶段。这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对全球和平与发展的积极贡献。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熟悉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事项。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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