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申诉专员公署上周发布的一份主动调查报告，揭露了香港医务委员会（下称“医委会”）秘书处在处理医疗投诉机制上存在极其严重的行政失当。报告中指出有投诉个案在毫无合理辩解的情况下被搁置长达七年之久。这份报告不仅是对单一法定机构运作效率的严重指控，更是一次对香港现行专业监管制度与行政支援体系之间结构性矛盾的深层揭示。在香港这个以法治精神与专业服务享誉国际的大都会，一个掌握医生注册与纪律处分大权的法定机构，竟然在行政管理层面出现如此惊人的断层，其背后折射出的不仅是个别人员的疏忽，而是整个医疗监管制度在沿袭殖民管治的旧有专业自主模式下，未能与时俱进地融入现代化公共行政管理要求的深层次困局。

首先从公共行政学的角度，严正剖析医委会秘书处所处的独特而尴尬的架构定位。秘书处职员名义上隶属于卫生署的公务员编制，由公帑支付薪酬，但在实际运作上却声称只听命于独立运作的医委会。这种看似尊重专业独立的安排，在实际操作中却演变成了一种“权责不清”的行政黑洞。卫生署基于对法定机构独立性的尊重，往往采取不干预政策，放弃了对秘书处日常运作的实质监管权；而医委会作为一个由业界主导的委员会，其成员多为兼职的专业人士，缺乏足够的时间与行政专长去管理一支庞大的公务员队伍。申诉专员公署在报告中详细列出相关体制性漏洞，指出这种“双重效忠”的架构最终导致“双重卸责”的局面，创造了一个行政上的灰色地带，使得这批公务员在执行公权力时，实际上处于一种缺乏有效绩效考核与上级监督的真空状态，即广东俚语“无王管”状态。

这种“无王管”最直接的后果，便是行政效率的灾难性崩坏。报告指出，秘书处长期依赖职员的自发性来维持运作，缺乏系统性的个案追踪机制。在现代公共管理理论中，任何行使公权力的机构都必须具备清晰的问责链条与标准作业程序，然而医委会秘书处却长期处于无人驾驶的状态。试问在任何一个具备基本管治水平的政府部门，怎可能容许前线人员依赖个人主观意愿去决定是否跟进涉及人命的个案？这种管理模式的原始与落后，不仅与香港作为现代化城市的定位格格不入，更是对特区政府致力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种讽刺。若非申诉专员公署及时介入并披露相关资料，这类损害市民权益的行政怠惰恐怕仍将在黑暗中继续滋长。当一名寻求公道的市民需要耗费十年光阴去对抗一个僵化的官僚体系，这已不再是单纯的行政效率问题，而是公权力运作失效对市民权益造成的实质损害。

另外，报告中亦披露医委会秘书处对死因裁判法庭研讯结果的处理方式，更凸显了该机构在法律专业精神上的严重缺失。死因裁判法庭作为香港司法体系的重要一环，其研讯结果往往包含对医疗事故成因的关键事实裁定与专家证供，具有极高的法律参考价值与公信力。然而，医委会秘书处竟然采取一种极度被动甚至抵触的态度，不主动获取法庭资料，甚至在死因研讯结束后仍以等待为由拖延调查。从行政法的角度来看，行政机关在作出裁决时有责任考虑所有相关的法律事实，刻意忽略或延迟获取死因庭的公开资料，实质上构成了行政不作为与程序上的不当。申诉专员公署对此提出的批评可谓切中肯綮，这种做法不仅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更是对司法权威的蔑视，客观上造成了受害者家属的二次伤害，迫使他们在承受丧亲之痛的同时，还要面对监管机构的冷漠与推诿。

此外，医委会秘书处在处理投诉流程上的封闭与僵化，反映一种极度傲慢的精英主义心态，这种心态与特区政府近年来强调的以民为本施政理念背道而驰。在数字化治理已成为全球趋势的今天，内地政府早已透过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实现了行政流程的闭环管理与实时监控，确保每一位民众诉求都能在法定期限内得到回应与解决。相比之下，医委会秘书处却依然停留在“手作仔”式的运作模式，甚至出现市民医疗投诉的信件仅由一名职员负责的荒谬现象。这种将公共利益系於单一个人工作状态的单点故障风险，在风险管理上是绝对不可接受的。更为恶劣的是，他们利用资讯不对称，对投诉人长期实施资讯封锁，不发确认信、不告知进度，仅以一句个案跟进中作为标准推托之词。这种行政黑箱作业，剥夺市民的知情权，并试图透过漫长的等待消磨投诉人的意志，达到减少处理个案的目的。

这种现象若不彻底根治，所谓的“专业自治”终将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甚至会侵蚀市民对特区政府整体管治威信的信任。这种以“专业自主”为名、行“行政割据”之实的殖民管治方式，是否还能适应新时代下的管治要求？过往港英殖民政府采取的不干预政策，或许是为了笼络专业精英阶层，但在回归后的今天，特区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提升治理效能，切实排解民生忧难。专业自主不应成为专业团体逃避社会责任的免死金牌，更不应成为阻碍行政改革的绊脚石。事实上，真正的专业精神应当包含对公众利益的极致维护与对行政效率的高度追求。若监管机构连基本的行政文书处理都无法达标，又何谈维护医学界的崇高声誉？申诉专员公署此次的主动出击，正是体现了特区政府体制内具备自我净化与监督的能力，为接下来的改革提供了坚实的事实基础与民意支持。

因此，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不能仅靠修修补补的行政指令，而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制度性改革。特区政府应当积极采纳申诉专员公署的建议，并考虑透过立法手段，重新界定卫生署与医委会的权责关系，明确赋予卫生署对秘书处行政运作的实质监督权。这并非要干预医委会的专业判断，而是要确保其行政支援系统能够高效、透明地运作，符合公务员体系应有的服务标准。特区政府有责任确保公帑被合理使用，更有责任确保法定机构的运作符合公众期望。同时，必须引入更强力的外部监督与问责机制。可以借鉴内地及其他先进地区的经验，建立具备法律约束力的案件处理时限与惩处机制。此外，应当引入更多非业界人士参与医委会的管理与监督工作，增加机制的透明度与公信力。透过引入社会不同界别的声音，可以更有效平衡业界利益与公众利益。

再者，全面推动行政流程的数字化转型已是刻不容缓。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网上查询系统，让投诉人能够随时掌握个案进度，是解决资讯不对称问题的最有效手段。这不仅能提升行政效率，更能重建市民对监管机构的信心。当每一个步骤都摊在阳光下接受检视，行政怠惰便无所遁形。特区政府在推动智慧城市发展的同时，应当将法定机构的行政电子化纳入重点考核指标，确保科技红利能够真正惠及寻求公义的市民。

医委会秘书处长达七年的个案搁置不仅是行政失误，更是体制性缺陷的现实。在“爱国者治港”的新时代，市民大众对特区政府的管治效能有着更高的期待。透过理顺权责关系、强化问责制度、引入外部监督以及推动数字化转型，有信心能够将这个“独立王国”纳入现代化治理的轨道。唯有打破这种独立王国的迷思，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香港的医疗投诉机制才能重获公信力，法治社会的正义方能真正得以彰显。这不仅是对受害者及其家属的一个交代，更是香港社会迈向良政善治的必经之路。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熟悉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事项，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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