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英国内政部选择在黎智英案判刑后的几小时内，迅速宣布将BNO签证资格放宽至1997年回归前出生的年轻一代，这决策的时间点无疑充满了地缘政治的深意。然而，若暂时搁置感性的政治解读，以冷静的公共政策视角审视那份题为“更公平的定居途径”(A Fairer Pathway to Settlement: statement and accompanying consultation on earned settlement) 咨询文件，便会发现英国移民政策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根本性的位移。

在看似为港人提供更多“逃生门”的表象之下，实则隐藏着一套更为严苛的筛选机制。这种“宽进严留”的双重操作，不仅揭示了英国工党政府在后脱欧时代应对财政赤字与劳动力结构失衡的精算思维，更为已抵英或正计划赴英的港人，带来了一场关于阶层流动、身分认同与长远生存策略的严峻思考。

首先，必须从英国宏观经济的结构性困境出发，来解构此次针对1997年前出生子女的签证放宽政策。这政策锁定的目标受众，恰好是27岁至47岁这一个年龄层群体。从人口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正是职业生涯中生产力最高、纳税能力最强的“黄金壮年期”。英国在脱欧后面临着严重的劳动力断层，加上本土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医疗与养老财政压力，急需输入一批拥有“即时战斗力”的移民。相关香港年轻人具备良好的教育背景、一定的资产积累，且英国政府无需为其成长与基础教育承担任何财政成本。

因此，这项政策本质上是一场经过精密计算的劳动力“择优挑选”（Cherry-picking）行动。对于香港年轻一代而言，这看似是一个新增的选项，但必须警惕其中的机会成本：当英国政府将移民视为填补经济缺口的“燃料”而非需要长久呵护的“公民”时，贸然投身其中，极可能在付出了最宝贵的几年青春与积蓄后，发现自己仍被挡在永久居留的高墙之外。与此同时，他们原本可以在熟悉的就业市场中积累职场经验与人脉资源，却因这场充满变数的异国冒险而通通付诸东流。

进一步深入剖析具体的政策变动，英国政府拟将申请永久居留（Indefinite Leave to Remain, ILR）的英语要求提升至B2级别，并设立相当于当地全职最低工资一半的12,570英镑年薪作为“贡献”底线。这变动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与实质影响：它标志着BNO签证的性质，正从一种宣称基于历史道义与居住时间的“权利”，转化为一种必须通过经济产出才能换取的“特权”。这种“赚取式定居” （Earned Settlement）的逻辑转向，精准地将打击面锁定在那些依赖积蓄生活的退休人士、全职家庭主妇以及从事零工经济 (Gig Economy) 的低技术劳工身上。

对于这部分群体而言，12,570英镑的年薪门槛看似不高。但在实际操作中，这意味着他们必须进入正规就业市场并持续纳税。许多带着变卖香港资产后的资金、满怀憧憬抵达彼岸的港人，可能在五年后惊觉，自己仅被视为消费力的来源，而非社会结构的一员。若无法跨越这新增的经济与语言门槛，他们将陷入一种进退维谷的法律困境：一是选择回流，承认移民失败；一是被迫无止境地续签BNO签证，继续缴纳高昂的签证费与逐年攀升的移民医疗附加费（Immigration Health Surcharge, IHS）。这种状态在法理上近乎一种缺乏政治权利的“二等公民”，他们成为了英国财政黑洞中长期且稳定的填补者，既承担了纳税与缴费的义务，却被剥夺了落地生根的确定性。

在相关政策变动的博弈中，部分声称代表在英港人利益的倡议团体所采取的策略亦值得商榷。他们试图利用从最近的在英港人调查中得出“88%移英港人恐无法达到新门槛”这惊人数据向英国工党政府“卖惨”求情。这种策略在国际谈判与公共政策游说中，无异于一场自杀式的政治表演。在冷酷的现实政治与财政精算面前，主动暴露群体中高达九成的人口可能缺乏足够的经济竞争力或语言适应力，并不会唤起决策者的怜悯。

相反，这恰恰为英国右翼势力与工党政府提供了最为有力的“数据支持”，证明收紧政策是防止福利体系被拖垮的必要之举。这种策略性的误判，不仅无法为在英港人争取到更宽松的待遇，反而可能加速英国工党政府将BNO群体从潜在的“资产”重新定义为“负担”。这将导致政策导向更为严苛的精英筛选，进而引发移英港人社群内部的剧烈阶层分化：少数能够融入主流的精英将获得居留权，而大量边缘群体则被迫滞留在签证循环中，成为社会的“隐形户”。

从历史与法律的长远视角来看，任何国家的移民政策调整都是其主权范围内的权力行使，外人无从置喙。但这恰恰提醒了市民大众“公民身分”与“寄居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在充满变数的国际局势下，将个人的命运与家庭的福祉寄托于一个正处于财政紧缩周期、且政策随时可能因政党轮替或经济指标而变动的国家，无疑是一场胜算难料的赌博。

真正的归属感与安全感，往往源于一个能够给予其国民无条件接纳与稳定发展预期的母体社会，而非一个需要不断通过缴费与考核来证明自己“剩余价值”的客居之地。对于那些正处于十字路口的港人，尤其是拥有专业技能与广阔视野的年轻一代，或许是时候跳出单一的线性思维，重新评估哪里才是能够真正接纳自己、让才华得以施展且无需时刻担忧被政策遗弃的安身立命之所。毕竟在时代的洪流中，选择一个能够与个人成长“同频共振”的发展平台，远比追求一张充满附加条件与变数的居留证，更为明智且长远。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熟悉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事项，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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