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恩威专栏｜奇妙的揭发者

香港的传媒史上，有两份报纸、两个人物，构成了极具象征意义的对照。一边是查良镛创办的《明报》，另一边是黎智英控制的《苹果日报》；一边是以武侠小说酝酿“爱国”正气的文人，另一边是以传媒之名行政治操控之实的商人。两者皆曾对中国政治提出严厉批评，但出发点、手段与归宿，截然不同。

查良镛的“爱国”，是文化意义上的爱国。他笔下的郭靖守襄阳、乔峰拒辽帝，写的不是政权效忠，而是文化认同。这种“爱国精神”与现代国族主义不同，它不以疆域划限，而以文明为依归——谁尊重这片土地的文化，谁就是“爱国”的儿女。查良镛对中国的批评，建基于这份文化深情。他创办《明报》，不是为了推翻破坏，而是为香港和华人社会提供一个理性深度讨论的公共平台。《明报》对中国政治的尖锐批评，从来有血有肉、有理有据。读者看到的是知识份子的忧患，不是幕后势力的剧本。

这种“爱国的批判”，传统中国士人称之为“谏”。谏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查良镛没有将《明报》变成西方政治操控的黑手，他守住了一份传媒应有的节制。他可以严厉批评政府，但不会导演街头抗争；他可以揭露社会阴暗，但不会从中渔利。这种节制，不是软弱，而是对言论责任的深刻理解——传媒不是导演，读者不是演员，社会不是片场。

反观黎智英，他展示的是另一种出卖“爱国”图谱。在他的论述中，妖魔化中国的一切才是爱国，支持中共倒台才是爱国，完全认同西方的一切才是爱国正道；背后是其权力与资金的源头。他利用西方传媒的自由框架包装，却从未遵守西方传媒的道德底线。西方大报有不成文的规矩：评论者不应与政治人物存在台底交易，否则便是以公器行私利。黎智英的审判过程，将这种矛盾暴露于阳光之下——金钱流向民主派，民主派按其剧本演出，他则在镁光灯外执导。这种传媒大亨与政治人物之间暧昧的共舞，早已逾越了监督政府的正当界线，演变成一种以影响力套现的政治生意。

更令人忧心的是，黎智英的媒体帝国，催生了一种香港前所未见的反智低俗文化。报纸头版可以是煽动仇恨的政治口号，内页却是教人吃喝玩乐、追星买名牌的消费指南。这种割裂不是偶然，而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政治美学：一方面用娱乐麻痺理性，一方面用仇恨取代思考。读者不再需要理解复杂的政治现实，只需要条件反射地仇视。这种非理性的仇中模式，不是在培养有判断力的公民，而是在训练情绪化的政治娱乐消费者。

查良镛的武侠世界，恰恰是这种反智文化的反面教材。他的小说被学术界反复研究，不只是因为情节离奇，而是因为其中蕴藏着中国式的政治哲学。郭靖问忽必烈：“统一天下是为了天下人，还是为了自己？”这是对权力本质的叩问。张无忌在光明顶独战六大派，写的是个体如何在集体狂热中坚持良知。查良镛用15部小说告诉读者：爱国不是口号，而是日复一日的具体承诺；批判权力不是为了夺取权力，而是为了令权力做好事。

这两种“爱国”，两种传媒伦理，最终走向了判若云泥的历史评价。查良镛逝世时，两岸三地同声哀悼，他的小说成为几代华人的共同记忆。黎智英锒铛入狱，审判过程全程公开，世人得以看清他过去几十年如何利用政治动荡累积财富与影响力——不是因为他支持民主，而是因为社会越乱，他的生意越好。这种“国家越乱、我越有利”的逻辑，与查良镛“国家越好、文化越盛”的期盼，正是二者最根本的分野。

香港社会需要怎样的传媒？金庸的《明报》时代给了我们一个答案：传媒可以严厉，但必须诚实；可以批判，但必须负责；可以支持西方民主自由的文化观念；但不讨厌和盲目地全盘否定中国。查良镛从未否认自己的外国文化养分，但他将这种养分化作对中国社会的深情凝视。他笔下的武林，永远有人在黑暗时代坚持正义；他创办的报纸，永远留一块园地给理性论辩。这不是妥协，这是智慧——深知一个社会要进步，靠的不是一时的情绪爆发，而是长期的理性积累。

黎智英模式留下的教训同样深刻：没有道德根基的自由，会沦为强者玩弄和剥削弱者的工具；没有文化认同的批判，会变成自我殖民的心理投射。当传媒不再以启蒙读者为己任，反而以刺激读者原始情绪为生意手段，它便从社会公器沦为情绪化工厂。这种媒体制造的“仇中”，不是基于对中国政治的真实理解，而是一种廉价的、可供批量生产的政治消费品。香港社会和年轻一代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学会的不是如何分析问题，而是如何发泄情绪——这既是香港政治困境的缩影，也是黎智英之流留下的最沉重遗产。

今天重读查良镛，再看黎智英案，我们其实在面对一个根本问题：知识份子与传媒人，究竟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社会？查良镛选择了“爱国”这条艰难的路——既要保持批判距离，又要维系文化认同；既要引进爱国思想，又不能丧失主体判断。这需要极高的智慧与定力。而黎智英选择了另一条容易的路——将所有问题归咎于一个简单的敌人，将自己包装成对抗强权的英雄，在义愤填膺的道德剧中，悄悄完成权力与资本的交换。

历史是公正的。它不会永远被情绪蒙蔽，也不会永远被口号欺骗。查良镛逝世五年后，他的作品依然被反复阅读；黎智英入狱两年后，他的报纸已经停刊，曾经煽动的仇恨正在消散，留下的是满目疮痍的政治文化和需要漫长时间疗愈的社会撕裂。时间已经作出了它的评判。

我们今天纪念查良镛，不是要神化一个完美无瑕的文化偶像——他也有他的时代局限，也有他的判断失误。我们纪念他，是因为他代表了一种可贵的文化伦理：在批判中不失深情，在改革中不失传承，在接受外国思想时不失文化主体。这份伦理，是香港曾经拥有的精神财富，也是香港未来复苏的文化资源。

黎智英案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不只是个人的罪与罚，而是一种传媒模式的终结——那种将政治异见变现、将社会撕裂商品化的模式，终将被历史唾弃。当社会恢复理性，当读者重新追求有深度的资讯，当批判必须承担责任，黎智英式的媒体操作便无所遁形。

查良镛的小说，有一句被反复引用的话：“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他笔下的大侠，从来不是只会高喊口号的愤青，而是在千难万险中坚持做正确之事的人。郭靖守襄阳30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乔峰为止辽宋干戈，宁可折箭自尽。他们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爱国”——不是政权的盲目效忠，而是对这片土地与人民的深情承诺。

这份承诺，查良镛用《明报》守护了35年，用小说守护了一辈子。黎智英从未理解过这份承诺，因为在他的世界里，国家只是工具，文化只是包装，只有权力与金钱是真实的。这两种人生的对比，远比任何政治辩论都更能告诉我们：什么是值得追求的“爱国”，什么是必须警惕的“卖国”。

在香港这个曾经被称为“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的城市，身份认同从来不是简单的选择题。查良镛与黎智英，恰好标示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一条通往文化的深处，一条通往权力的浅滩。一条以批判促成进步，一条以撕裂谋取私利。香港人会记住这两条路，因为香港的未来，就藏在我们选择哪一条路继续走下去的决定之中。

作者胡恩威是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江苏省政协委员，进念．二十面体联合艺术总监暨行政总裁。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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