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颕灏专栏

香港的出生率持续下降，政府虽推出现金津贴、生育扣税等措施，试图提升生育意愿，但这些政策未能触及家庭的核心痛点，这就是子女的教育及照顾问题。对许多双职夹心阶层或中产家庭而言，最大的压力来自放学后的“空档时间”，特别是安排接送和功课跟进的需求。家长在工作与家庭之间疲于奔命，部分家长甚至因此放弃全职工作，进一步削弱了生育意愿，或者是中产家庭父母一人放弃事业，全职照顾子女，令一方家长放弃事业，也令香港减少了一份经济动力。夹心阶层或中产家庭虽没有基层经济压力，却因缺乏托管支援而面临相同的育儿困难，这些问题并未受到现行政策充分关注。

笔者建议，政府应进一步或在可预期的将来全面扩展在校课余托管计划，并将其发展为“原”校课余托管计划，让学童放学后直接留在原校参加托管服务，完成功课、进行复习，并参加课外活动。这样的安排不仅能解决家长接送的困扰，也能提升学童的学业成绩及全人发展。此计划不应仅限于基层家庭，还应以收回成本的方式扩展至夹心阶层及中产家庭，让更多家庭受惠，同时维持公共财政的平衡。

公共财政成本与现行支援模式

根据立法会资料，目前课余托管计划的年度总开支约为6亿港元，服务约20万名学生，平均每名学生每年的公共成本仅3,000港元，即每月约250港元，充分显示了公共财政资源的高效运用。这些资金主要来自教育局、社会福利署及关爱基金，主要针对基层家庭提供免费或低成本的托管服务。然而，笔者建议当局在有了先导计划经验的成功，把现行计划原主要覆盖基层家庭，扩展到对夹心阶层或中产家庭的支援。

笔者认为，课余托管计划的成本相对低廉，若能以收回成本的方式向夹心阶层及中产家庭开放，这些家庭极有可能愿意参与，最紧要是子女可以在原校参加课外活动及参与功课辅导，免去不少家长接送的问题，对双职家庭实在有莫大的支持，也增加香港人的生育意愿。例如，按目前的公共成本计算，若向非基层家庭收取每月500至800港元的象征性费用，不仅能覆盖运营开支，还能进一步优化服务质素。同时，这些家庭的参与，亦能为计划全面扩展至基层家庭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维持政府公共财政的健康，更使计划真正实现普惠性。

原校托管计划的效益与发展方向

将课余托管计划发展为“原校课余托管计划”，不仅能解决家长的接送困难，还能为学童提供安全、便利且高效的学习与活动环境。学童放学后直接留在原校，在熟悉的环境中完成功课，并通过专业导师的辅导进行复习和巩固学业，同时参加多元化的课外活动，例如体育、音乐或艺术等，促进全人发展。这样的安排，能让家长安心投入工作，而无需为孩子的功课或课外安排花费过多精力，从而提升家庭生活质量。

此外，原校托管计划还能充分利用学校现有资源，包括教室、图书馆及操场等，减少额外的设施及行政成本。学校作为托管场地，能为学童提供安全的学习与活动环境，并让家长信任计划的质素与成效。笔者建议，政府可先要求公营及津贴学校全面参与计划，并逐步将计划扩展至直资及私立学校以供学校管理层自行因家长要求而选择是否参与。对于直资及私立学校，政府可设立申请渠道，提供资助以鼓励其参加托管计划，从而提升计划的普及度和覆盖范围，最终实现全港学校的参与。

教育政策与公共财政的平衡

课余托管计划的扩展，不应仅视为一项社会福利措施，而应作为一项长远的教育及人口政策。笔者认为，该计划的推行应逐步由教育局主导，将其纳入教育政策的核心范畴，结合学业辅导、课程复习及课外活动，促进学童的全面成长。同时，对非基层家庭采取收回成本的模式，能有效平衡公共财政的压力，实现计划的财政可持续性。

以公共财政角度计算，全港小学及初中学生约67万名，若计划全面推行，并以每名学生每月250港元的公共成本计算，年度总开支约需20亿港元。若非基层家庭按上述建议每月支付500至800港元，则可大幅减少政府的财政负担，同时提升计划的服务质素。这样的安排，不仅能实现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还能为更多基层家庭提供免费支援，促进整体社会福利与教育公平。

期待财政预算案的支持

解决香港的低出生率问题，仅靠经济补贴是不足够的，政府需要提供更全面的家庭支援，特别是在教育与托儿层面。扩展在校课余托管计划，并进一步发展为“原校课余托管计划”，能有效解决家长的接送困扰，缓解教育压力，提升生育意愿。

同时，将计划逐步纳入教育局的核心政策，结合学业辅导及课外活动，促进学童的全人发展，并通过对非基层家庭采取收回成本模式，实现公共财政的平衡。

笔者期待政府长远可考虑逐步学校托管计划，让更多家庭受惠，为香港的可持续生育及经济注入更多活力与希望。

作者黄颕灏是元朗区议员，民主思路联席召集人（内务及地区事务），环保公司董事。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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