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专栏｜梁明德博士

近日，特首李家超宣布组织跨部门专班，草拟对接内地“十五五”的香港“五年规划”。笔者已撰写两篇文章，分别为《资本主义并非只有自由放任》及《港英为何曾错失计划良机？》。本文旨于提出，计划经济的成与败，端赖通过教育及思想革命，使民众拥有规划会为自己带来好处的主人翁精神和长远目光，培养优秀的规划人才，并探讨历史当中有关培植“规划思维”和人才的若干例子。

要令“计划主义”植根于香港，首要是培养官民的主人翁精神，鼓励他们以“主观能动性”应对客观挑战，让各界认识“计划主义”及“规划”不限于经济领域，而是“以民为本”的惠民政策。为此，如同每年的《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由筹划到咨询再至定稿各阶段，都必须让各界人士有尽抒己见的机会，以谋求社会上广泛的共识。

内地经过“改革开放”，不少民众逐渐熟悉市场经济；但回归了那么长时间，香港各界却缺乏认识“五年规划”的机会。这种陌生伴随着恐惧与妖魔化，甚至有部分怀疑论者指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做好规划。规划若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必定寸步难行，港府亟需通过广泛讨论及科普教育，凝聚香港要通过规划主动与内地“十五五”对接的共识。

有关的恐惧与质疑诚非无源之水。香港教育长期推崇自由主义价值，忽视社会主义、计划主义，现行的公民与社会发展科有补苴罅漏，但还不足够，后续要积极对中小学生介绍内地及外国的成功规划及其前提让他们意识到历史上有不少具备“规划思维”的青年，通过参与和拥护规划，改革自己的国家或地区，从而产生主人翁精神。

中外史上培养计划经济技术官僚的经验值得各方参考。1920-40年代中国国民政府、日本帝国和法国国内都曾涌现一个群体：“革新官僚”（Renovationist Bureaucrats）。他们出现于一战后，主张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是当代最先进的经济型态。他们目睹大战前后和国际大萧条下社会凋敝的惨况，希望不用依靠容易滋生腐败和分裂社会的选票政治，同时摒弃阶级斗争，以官僚阶层自身的革新自觉，推动社会的改造和经济民生的繁荣。

当时他们普遍追捧通过国家力量得以克服大萧条的苏联计划经济。一小部分受通过调控劳资关系促成国家整体团结的主张所吸引，误认其前提是法西斯主义；但二战后，这平衡劳资的思潮被统称为“社会协同主义”（Social Corporatism），成功融入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践之中。法国的革新官僚尤其得益于二战期间议会斗争被遏止的有利局面，雷厉风行地提出大量至今仍然实行中的社会经济改革法规，完善多项关键基础建设，使法国战后迅速复兴。

革新官僚的养成离不开革新的教育设施，例如法国“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和“国家行政学院”（ENA）。1870年普法战争中法国惨败，此后成立的法国第三共和国（1870-1940）的精英们反省败因，认为是因为已倒台的法国第二帝国（1852-1870）统治贵族和精英缺乏现代行政管理经验，亟需建立新的政治行政训练院校，故于1871年底成立“巴黎自由政治学堂”，即二战后的Sciences Po。1944年法国从纳粹德军手上解放，当局于1945年另外成立ENA。时至今日，法国的政治财经精英多从该两校毕业。

“巴黎自由政治学堂”跟晚清民国也有渊源。十多年前，笔者在Sciences Po当交换生时，曾获取李鸿章幕僚马建忠在1878-80年间在该校留学时的整套档案复印本。马建忠日后深度参与到清末现代化事业，包括出任招商局会办，建议李鸿章尽快利用外资建立铁路和工业，外交方面将清朝与朝鲜间的朝贡关系改革为现代条约保护国关系等。1927年，国民政府模仿该校，在南京成立“中央政治学校”，训练国民党各级干部，后改称“国立政治大学”，目前仍在中国台北运作。著名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也是于1894年由工党前身组织“费边社”（Fabian Society）领袖主导，亦吸收了法国的经验，香港也要打造类似的革新大学或学院。

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在二战期间也派遣多名技术官僚，前赴美国的标志性基建规划组织“田纳西河谷委员会”（TVA）等学习资本主义下的规划，其涉及罗斯福新政下的特大水力发电和水利工程，促进了内陆农业现代化。郑会欣教授指出，负责为国民政府管理国营事业的“资源委员会”于1942年派遣分属各工业单位的31名技术专才赴美，每名学员接受两名中国资深导师的指导，并有详细实习程序。其中重要人物包括电机工程师、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生孙运璇。他因为俄语流利，与TVA内实习的苏联专家交好，促进中苏双方交流规划经验。

1944年，这批人才陆续回国，参与到国府“战时生产局”的运作，支撑抗战时期的经济需要。1945年国府又再派遣143人实习。战后初期，“资源委员会”所开展三峡大坝规划和勘测工程，即以上述外派人员部分为主力，后因内战停工，而孙运璇则被派往台湾修复修岛内电网。1978-84年间，孙出任“行政院长”，与曾久居苏联的“总统”蒋经国一同推行带有计划主义色彩的政策，大力推动半导体产业发展，成为台积电等企业的推手，促成台湾地区产业快速升级。

日本在伪满州国的殖民残害大批中国民众，罪行罄竹难书，可另一方面他是日本版计划主义的特大实验场，伪满政府中曾有一些崇拜苏联计划经济、反对日本财阀的革新官僚。在伪满的最高学府“建国大学”与他们有很大渊源，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都属于常设课程。校长作田庄一是计划经济专家，他招收各国的学员，也允许对日本制度作合理批评，鼓励学习他国规划经验；“计划经济科”由经济学家冈野鉴记执教，他具有国际视野，战后曾著书分析日本的战争赔偿和国际经济态势；统计学教员黄道渊在战后出任朝鲜产业省计划部长和中央统计局长，投身建设朝鲜计划经济。

1936年起，伪满实行第一个“产业开发五年计划”，1941年起实行农业全面合作化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后续军部执意扩大侵华的压力，他们也向财阀投降，计划最终失败。革新官僚中不乏逃避日本国内镇压的左派份子和日共党员，他们渗透了当地情报机构“满铁调查部”和农事合作社系统，最后亦多被宪兵队以叛国罪名关押，甚至身亡。存活者有一部分参与了新中国的建设，回到日本后亦继续参加日共或社会党，对历史的影响巨大。

没有优秀的执行者及培养机制，再好的制度也徒然。所以香港若要有条件实行内地的“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内“十五五”，除了针对青年的教育改革，针对中学经济科被自由派经济学者把持的情况进行平衡外，有必要在现存中高级公务员的培训中增加计划经济的原理和执行的相关知识，同时促进这批技术官僚和内地发改委等官僚沟通接轨，增加内部交流环节与短期课程，断不能因为香港现阶段尚没有完善的规划基础就不尝试学习。确认规划后，各部门的首长及其佐辅的绩效自然也要与经济计划的成功落实与否挂勾。培训人才和引入长远规划思维刻不容缓，且应该作为重点被包含在香港首次“五年规划”中。

作者梁明德是“思哲研究所”特约撰稿人，香港理工大学博士后研究员。作者鸣谢“思哲研究所”青年事务教育总监李冠儒的建议与增订工作。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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