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美国及以色列突然在2月28日，对伊朗发动代号为“史诗愤怒”（Operation Epic Fury）的联合军事行动。不仅是对伊朗主权的粗暴践踏，更是一场精心计算的政治与宗教羞辱。美以选择在犹太历普珥节（Purim，又名普林节）来临之前，一个象征犹太人战胜波斯灭族阴谋的日子，进行对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的“斩首行动”，无疑将地缘政治的博弈上升至文明冲突的危险高度。普珥节源于旧约圣经《以斯帖记》，记载了古代波斯帝国权臣哈曼企图灭绝境内所有犹太人（当时波斯国王正是电影《战狼300》中的光头歹角薛西斯一世（Xerxes I），但在旧约圣经中，他却是贤明的波斯国王），最终反被犹太王后以斯帖与其堂兄末底改设计诛杀。

美以联军刻意挑选这纪念“波斯恶人被处决”的节日前夕发动空袭，难免令人联想，是将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比作现代版的哈曼。而这种充满宗教宿命论色彩的政治符号学操作，不仅是对伊朗民族自尊的极度挑衅，更赤裸裸地展示了西方霸权将对手妖魔化、将杀戮神圣化的傲慢心态。

然而，这种试图通过“定点清除”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来一劳永逸地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思维，不仅未能令德黑兰屈服，反而因为行动中对民用设施如学校的无差别轰炸，导致大量无辜平民与学童伤亡，从而在道德高地上彻底失守。这种视人命如草芥的军事冒险主义，虽然在战术上达成击毙哈梅内伊与其指挥系统的目标，但在战略上却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迫使伊朗采取“焦土政策”，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将原本的区域冲突瞬间升级为全球能源与经济的窒息战。

在哈梅内伊身亡后的权力真空中，伊朗社会内部的五大势力板块将面临剧烈的重组与撕裂，其结果绝非如西方政府或传媒所乐见的民主化，而是更为血腥的内卷与动荡。

首先，以反美为核心的传统十二伊马目派教士团体，此刻正陷入极度的恐慌与瘫痪之中。由88名神职人员组成的专家委员会本应负责选举新的最高领袖，但在战火纷飞且随时可能遭遇美军次轮空袭的恐惧下，正常的法统继承程序已无法运作，这直接导致了神权政治合法性的断裂。

其次，原本掌握实权的军阀势力，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借此紧急状态架空文职与神职人员，事实上接管国家机器，将伊朗从“神权共和国”异化为一个更具侵略性与军事独裁色彩的“兵营国家”。他们为了报复美军对其基地的轰炸，势必会采取最激进的手段。

再者，那些宗教狂热的底层民众，在目睹最高领袖殉道与同胞受戮后，其悲愤将转化为极端的殉道主义，成为对抗美以两国的兵源，任何理性的声音都将被这股狂热的复仇浪潮所淹没。

与此同时，伊朗社会中原本存在的亲美派与保皇派（前巴列维皇朝的支持者），其处境将变得更为尴尬甚至危殆。对于亲美派而言，美军的炸弹并未带来自由，反而炸毁了他们与同胞之间的对话基础，他们将被视为引狼入室的“伊奸”而遭到军政府的残酷清洗，其原本希冀的改革空间在战火中荡然无存。而对于那些怀念前国王时期的保皇派，虽然他们可能在初期对神权政权的倒台感到快意，但随之而来的并非王室复辟的荣光，而是政局混乱的深渊，一个破碎且充满仇恨的伊朗将不再有任何政治势力能够独善其身。

因此，这场斩首行动实际上是打碎了伊朗社会脆弱的平衡，将全体伊朗人民，无论其政治光谱如何，统统推向了人道主义灾难与内战的边缘。然而，若将目光从中东的硝烟转向华盛顿，这场战争的真正动机便显得更加扑朔迷离且令人不安。对于特朗普政府而言，这场战争或许不仅仅是外交政策的延伸，更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国内政治与法律突围战。

首先，这场战争为特朗普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法律避难所”，特别是在面对日益逼近的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档案解密风暴时。随着法院对爱泼斯坦案相关文件的解封压力日益增大，许多欧美政商名流以及欧洲皇室成员，包括特朗普本人，正面临着可能声誉尽毁甚至刑事指控的风险。在这种极端不利的局面下，发动一场高强度的对外战争，便有可能成为了一种极端的“阻断策略”。

根据美国宪法与历史惯例，战时总统拥有极大的行政特权。一旦国家进入战争状态，白宫便可以“国家安全”为由，借口总统及其核心团队必须全神贯注于战事指挥，从而申请暂停或无限期推迟所有针对现任总统的民事诉讼与非核心刑事调查。这种策略在法律上虽具争议，但在实质政治问题处理上却极为有效。战争的迷雾将有效地遮蔽公众对爱泼斯坦丑闻的关注，任何试图在此刻追究总统私人法律责任的行为，都将被舆论机器抹黑为“破坏国家团结”或“干扰三军统帅”，从而在道德上被边缘化。换言之，伊朗的战火可能成为了烧毁爱泼斯坦档案最有效的焚化炉。

其次，这场战争对美国宪政体制的冲击，远比单纯的法律拖延战术更为深远。若战事拖延至十一月的美国中期选举，这将极有可能成为美国行政部门扩权并逐步侵蚀国家根基的借口。白宫内部的法律顾问团队极可能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甚至更为古老的《1917 敌对贸易法》（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 1917），以国家面临外国势力（伊朗）干预与威胁为由，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在这种法理逻辑的扭曲下，行政权力将无限膨胀，甚至可能试图将原本属于各州宪法权限的选举管理权，强行收归联邦国土安全部管辖。白宫可以宣称，为了防止伊朗黑客攻击选举系统或操纵舆论，必须由联邦政府直接监管关键摇摆州的点票过程，并以防止外国渗透为借口，冻结或废除对民主党有利的邮寄选票制度。这种操作本质上是一场披着国家安全外衣的“宪法政变”。它利用外部战争来制造内部的政治例外状态，从而打破三权分立的制衡。

因此，基于对这场战争背后错综复杂的政治算计与法律博弈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令人非常不安却又合乎逻辑的预测：特朗普政府绝不会寻求在短期内结束这场冲突，反而会竭尽全力将其“长期化”与“泥沼化”，以达致“养寇自重”。因为对于特朗普政府而言，和平意味着法律保护伞的收起与政治审判的降临，而战争则是维持权力、规避爱泼斯坦丑闻冲击以及操控中期选举的最佳掩护。只要战火持续燃烧，行政特权便能无限延伸，国内的反对声音便能被“国家安全”的大旗压制。

所以，这场战争何时终结将不再取决于战场上的军事胜负，而是取决于白宫在国内政治斗争中的生存需求。只要特朗普政府需要这场战争来延续其政治生命，伊朗的战火便绝不会轻易熄灭，而伊朗人民的痛苦也会无止境伸延。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熟悉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事项，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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