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文瀚博士专栏

特朗普在2024年竞选美国总统时，反复向选民保证“不再让美国卷入无休止战争”。然而上任刚足一年，美军的军事行动却已横跨多个国家。如今更与以色列联手，再度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战火迅速升级。从“终结战争”到“扩大战线”，政治承诺与现实操作之间的落差，令人侧目。

必须坦白说，德黑兰政权本身并非值得同情的对象。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长期压制异见，严控女性与少数群体权利，并在区内扶植武装组织，为中东局势增添变数。其核计划更多年来与国际社会反复角力，透明度备受质疑。

因此，阻止伊朗拥有核武，本来就是历届美国政府跨党派的共识。问题不在于目标，而在于手段与过程。

今次军事行动，特朗普并未清楚向国会交代，更未寻求正式授权。按照美国宪法，宣战权属于国会。当总统在凌晨透过社交平台发布短片，宣称伊朗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并呼吁推翻其政权，却未提供具体证据，这种决策方式本身就引发制度层面的疑问。战争不是推文，也不是直播，应有严肃的政策论证与民主程序。

更值得留意的是说法上的矛盾。特朗普早前曾宣称，六月的空袭已“彻底摧毁”伊朗核能力；但如今再度出手，间接否定了当初的判断。当战争理由前后不一，公众自然难以建立信任。对任何民主国家而言，将军队送上战场前，诚实与透明是最基本的政治责任。

战略层面同样模糊。若目标是阻止核武，为何此刻必须扩大军事行动？若意在政权更替，是否已评估后果？伊拉克与阿富汗的经验仍历历在目。推翻一个政权相对容易，建立稳定秩序却往往旷日持久。当年“反恐战争”最终拖累美国国力与民意，这些教训难道已被遗忘？

支持者或会指出，伊朗目前正处于军事与经济相对疲弱期，以色列过去一年对哈马斯与真主党的压制削弱了德黑兰的外围影响力，时机看似有利。然而，“机会窗口”并不等于战略成熟。缺乏国会授权、盟友整合与清晰路线图的军事行动，只会放大不确定性。

美国国内亦非铁板一块。部分国会议员已提出限制总统对伊朗动武的决议，强调国会并未授权开战。即使战事已启动，立法机关仍有责任重申宪政分权。这不仅关乎伊朗，更关乎美国制度本身。

在更宏观的层面，今次冲突对全球格局的影响亦不可忽视。中东局势一旦升级，能源市场、金融市场势必震荡。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国际形象与信誉问题。当华府一方面强调尊重主权与国际法，另一方面却在缺乏广泛共识下动武，外界难免质疑其标准是否一致。

相对而言，北京多年来奉行“不结盟、不干涉”的外交原则。除朝鲜外，中国并无正式军事同盟，也避免在海外直接参战。这种克制策略，虽令外界质疑解放军“缺乏实战经验”，甚至认为中国在中东影响力有限，但从另一角度看，避免卷入他国冲突，本身就是一种风险管理，而不去干预他国内政，更是落实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历史往往充满讽刺。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曾透过情报行动推翻伊朗民选政府，短期内似乎达成战略目标，却为日后长期敌对埋下伏笔。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却酿成多年动荡。军事胜利未必等于政治成功。

当然，伊朗政权的强硬与挑衅，亦令区内国家感到压力。部分阿拉伯盟友表面低调，内心却忧虑被卷入战火。伊朗若以导弹回应，波及周边基地与设施，局势随时失控。战争的代价，往往超出最初设想。

对香港读者而言，这场远方战火看似遥远，却与全球经济与地缘政治紧密相连。能源价格、供应链稳定、金融市场波动，都可能受牵动。更重要的是，大国博弈的走向，将影响未来数十年的国际秩序。

“战争是一件严肃的事。”这句老话并不过时。无论立场如何，决策者都应清楚交代战略目标、法律依据与风险评估，而不是以激情或政治算计推动局势。军事行动或许能带来短期震慑，但若缺乏清晰终局设计，最终往往反噬自身。

在权力与荣耀的诱惑下，动武似乎容易；真正困难的，是在复杂局势中保持克制与理性。历史多次证明，扩张性的军事冒险，很少按原定剧本收场。对任何大国而言，耐性与节制，或许比火力更具长远价值。

作者叶文瀚博士是亚洲行销科技协会主席，圣方济各大学创业培育中心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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