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要理解当前美国和以色列两国突袭伊朗而引致的国际局势变化，必须回到一个根本性的政治哲学问题：当一个现代国家决定向他国诉诸武力时，其所构建的宣战理由，究竟意欲何为？又究竟是说给谁听的？这并非是一个单纯的问题，而是触及了政治传播、战争动员以及民主问责制的核心。

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一个看似简单的开战理由，其本质往往具有多重且截然不同的面向。表面上，这是开战政府向敌对政权发出的檄文，是向国际社会寻求合法性的法律文书。但若深入理解便会发现开战理由的首要目标受众从来不是敌国，而是本国的民众与军队。虽然形式上，开战政府是在向对手“宣讲”，但实际的政治沟通逻辑，大多是为了服务内部政治需求。这其中最关键的层面在于凝聚共识与“正当化”行动。

战争本质上是对社会资源的巨大消耗与对国民生命的极度透支。只有当民众确信这场战争事关国家存亡或核心利益时，社会契约才能在战争状态下维持稳定，民众才愿意承受牺牲。因此，政府必须将复杂多元的国际利益冲突，简化为道德上黑白分明的二元叙事。透过将战争包装成“防御性”、“正义”或“不得已”的行动，决策者旨在消除国内的反战杂音，并为潜在的伤亡预先建立心理缓冲。此外，外部威胁往往是凝聚内部共识、转移国内矛盾的有效手段。透过塑造一个共同的、具体的敌人，执政者可以暂时压制内部的党派分歧或经济不满，加强民众对现任领导层的支持。

相比之下，“向对手宣讲”更多是一种政治姿态与心理战术。虽然公开宣讲可以争取国际合法性，向世界展示“仁至义尽”的形象，或是设定战争红线，但其重要性远不及内部动员。原因在于“可控性”的差异：对手的反应往往是不可控的，而内部的团结则是相对可控的。当一国向对手宣讲开战理由时，对方几乎不可能因为你的“道理”而放弃抵抗，因为这关乎他们的生存逻辑。但内部民众不同，他们需要一个足够强大的理由来支持政府。因此，历史上那些慷慨激昂的开战演说，表面上是面向世界，其实每一处修辞、每一个隐喻都是经过精心设计，旨在安抚本国选民、激励军队士气并向潜在盟友展示决心。

若要追溯这种“战争修辞向内转”的历史渊源，《尚书·泰誓》便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当周武王伐纣，于孟津大会诸侯并发表誓词时，他详列商纣王“暴虐百姓”、“秽德彰闻”之罪状。这篇檄文表面上是对敌国暴政的声讨，但其本质上却是一场教科书式的内部动员。武王并非试图说服纣王悔改，而是面对己方军队与盟友，透过“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类宏大叙事，将战争的正当性与“天命”（即最高的道德权威）深度绑定，其核心皆不在于与敌对者对话，而在于透过占领道德高地，完成对己方暴力机器的合法化赋权，从而确保内部在面对流血冲突时的绝对团结。

同样的逻辑亦在现代西方政治史上出现。二战时期，英国首相邱吉尔发表的一系列演说，从“热血、辛劳、眼泪与汗水”（Blood, Toil, Tears and Sweat）到“我们将在沙滩上战斗”（We shall fight on the beaches），堪称政治修辞学的巅峰之作。面对纳粹德国的真实威胁，邱吉尔深知其演说的首要听众并非希特勒（Adolf Hitler，又译希特拉），而是当时惊魂未定的大英帝国臣民。他透过极具感染力的语言，成功将恐惧转化为坚毅，将颓势重构为史诗般的抵抗。这种透过语言力量完成的内部精神武装，其价值甚至获得了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认可。邱吉尔在1953年获颁诺贝尔文学奖时，获奖理由明确赞扬了其“捍卫崇高人类价值的辉煌演说”。这证明了战争修辞若基于真实的生存危机与崇高的道德感召，确能成为团结国家的精神支柱。

但当严肃审视特朗普政府近期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解释时，其背后的荒谬性与危险性便一览无遗。在短短72小时内，华盛顿官方给出的理由经历了剧烈的变奏。最初，相关军事行动被描述为对伊朗国内被镇压民主示威者的声援，试图诉诸人权价值。随后，数小时后话锋一转，指控伊朗即将重启核武计划，试图唤起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惧。紧接着，过了数小时，又宣称伊朗导弹具备攻击美国本土的能力，直接诉诸本土安全威胁。最后，特朗普甚至在其社交平台诉诸于抽象的“世界和平”。这种连续变换四种截然不同、甚至在逻辑上互相矛盾的理由，已经构成了极为严重的国际诚信破产。

相关手段是一种典型的“试错方法”（Trial and Error）。决策者仿佛置身于一间大型“理由超级市场”之中，试图在内部舆论市场中寻找那把能最有效凝聚共识的钥匙。若一国政府需要不断寻找新的理由来支撑既定的军事行动，这在逻辑上只能导向一个结论：军事行动的决定必定先于理由存在。所谓的威胁评估，不过是事后为了安抚选民、激励士气以及向盟友展示决心而拼凑的拼图。这种“先射箭再画靶”的决策模式，不仅暴露了战略目标的模糊，更显示出决策层欠缺发动战争的正当性。

国务卿鲁比奥随后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中面对相关军事行动情报细节质询时承认美方的行动是基于知悉盟友（以色列）即将对伊朗动手，并预判伊朗事后将对美军进行报复，因此决定“先发制人”地打击伊朗。这逻辑链条彻底颠覆了传统的主权国家自卫权概念。传统的自卫权建立在“迫在眉睫的威胁”之上。然而，鲁比奥所描述的逻辑，意味着美国的军事行动并非基于自身受到的直接威胁，而是为了替第三国的潜在侵略行为“开路”或“扫雷”。这种逻辑将美国军队降格为特定盟友的武装保镖，使其外交政策沦为附庸。

这种“预防性报复”在国际法上极具争议，甚至可被视为非法。因为它建立在极不稳定的“双重假设”之上：第一，假设盟友必然会发动进攻；第二，假设对手在受袭后必然会反击美国。这种将国家安全与他国军事冒险深度绑定的做法，不仅将美军置于不可预测的风险之中，更让美国人民与士兵成为了地缘政治代理人战争的牺牲品。这完全背离了以本国国家利益为优先的立国原则。这种策略不仅未能增强美国的国家安全，反而因为无条件地为盟友的激进政策背书，而主动引火烧身。

当一个超级大国可以随意编造理由，将保护外国利益置于本国安全之上，并利用信息不对称来操纵国内民意时，现有的国际法体系便已名存实亡。这种做法不仅侵蚀了民主制度内部的信任基础，同时也破坏了国际社会对于大国行为的可预测性。在这场由混乱修辞与倒置逻辑编织的战争迷雾中，唯一的战利品是权力的傲慢。而唯一的输家，则是全人类对于和平、正义以及国际秩序最后一点脆弱的信任。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熟悉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事项，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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