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志远专栏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早前（2月25日）公布的《2026-27年度财政预算案》中，教育开支只占政府整体开支的13.3%，是过去20年来的新低。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预算案公布后多次解释，指近年学龄人口持续下跌，学生人数减少，而政府实际投放在教育的金额同比仍有增加，现时只是教育在政府“整体开支”中的比例下降，并强调政府会“因应学龄人口减少，灵活运用资源”，投资教育“并没有减少”。

教育被视为可缩减的经常开支

当局把人口结构、比例变化和实际资源投放混为一谈，表面上合乎会计逻辑，实际上却反映了一种“重量不重质”的思维：学生少了，政府想到的不是如何把腾出的资源重新投放在课堂和学生身上，以提升教育质素与支援，而是理所当然地接受教育开支在整体开支中“可以缩”、可以让位给其他范畴。换言之，教育被视为一项可以随人口“缩表”的经常开支，而不是在学生人数下降之时，更应该借机升级的长远投资。

事实上，社会对改善教育质素的诉求从来不是抽象的，而是非常具体的。多年以来，民间团体、家长与教育工作者反复指出几大缺口：融合教育与特殊教育支援不足，学童精神健康危机未获系统处理，基层家庭在教养和学习支援上缺乏后盾，以及职业教育与生涯规划停留在表面、未能真正为学生开拓多元出路。这些议题背后，共通的问题不是“学生太多”，而是“资源与制度落后于需要”。

在学生人数下降的年代，这些范畴理应是教育改革的优先投资方向，而不是在“削支”逻辑下继续被边缘化。如果政府真心相信教育是投资而不是成本，面对学生减少，理应顺势推动小班教学，在每所学校配置稳定而充足的支援人手，而不是只在记者会上强调“金额没减、只是比例变”。这种取态，无论在政策上还是价值上，都难以令人信服。

融合教育支援与需求存在落差

以有特殊教育需要（SEN）的学生为例，近年人数持续上升。公开数据显示，2021/22 学年全港中小学约有6.2万名SEN学童，约占在学中小学生的十分之一，比例和绝对数字都较早年为高，学校承受的教学与支援压力自然水涨船高。

平等机会委员会的研究早已指出几项深层问题：SEN识别程序被批评过于草率和简化，难以全面掌握学生真正需要；约两成以上SEN家长对学校的支援安排感到不满，反映家校对“支援是否到位”有明显落差；在制度设计、政策配套及实际执行层面，都存在结构性问题，未能确保SEN学生获得平等的学习机会。面对这些早已被点名的缺陷，政府若真如所说“灵活运用资源”，本应趁学生整体人数下降，集中火力提升前线教师培训、增加专业人手、改善课程调适。相反，当局却以“整体教育投资没有减，只是比例下降”作为安抚说法，实际运作上仍然容许学校在资源紧绌下苦苦支撑，等于把SEN学生的需要再次推后一格。

学童精神健康面对系统性挑战

学童精神健康更是另一个不容回避的警号。中文大学的研究显示，大约四分之一受访儿童及青少年在过去一年曾受至少一种精神疾病困扰；香港家庭福利会的调查亦指出，约一半以上受访青少年认为自己的精神健康状况“不理想”。换句话说，精神困扰在本地儿童及青少年当中并非少数，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这些数字背后，不只是统计，而是情绪失控、失眠、自我否定、甚至自杀风险的累积。立法会研究和社福界评论多次批评政府目前针对学童精神健康的做法偏向“个案式、危机式”介入：有问题就个别转介、有事故就事后善后，但平日欠缺系统性的情绪教育，欠缺全校层面、长期设计的心理健康课程，亦欠缺针对弱势社区的地区服务网络。结果，是最有需要的孩子往往要排长龙等服务，而大部分学生在日常校园生活中从未受过像样的情绪与抗逆教育。

生涯规划仍然欠缺深度与成效

职业教育与生涯规划则是另一个“做了很多，但未真正入肉”的例子。2014年以来，政府在生涯规划教育上投入额外资源，推出相关指引、教师培训和商校合作计划。可是，成效一直未见突破，原因并不难理解。

社会与家长普遍仍然以学术路线为唯一“正统”上流动的阶梯，技术与职业路线在地位、资源及社会形象上仍然被视为“次一级”的选择；学校在职业教育上，则往往过于“活动化”：要交代有做事，就办讲座、办展览、办企业参观，数量不少，但真正鼓励学生深入自我探索、建立长远人生规划的深度工作，仍然极其有限。生涯规划很多时只停留在“资讯输出”，未有有效地连结精神健康与生命教育。结果，学生表面上看似有更多选项，实际上仍被单一的学术梯级绑死，多元出路多是纸上谈兵。

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政府真的希望借着学生人数减少而“灵活运用资源”，方向应该是调高人均投资、补足制度短板，而不是默许学界在“杀校”、“减人手”的阴影下运作。短期内，透过合并或停办部分学校、削减资助和人手，或许可以令帐面上的教育开支比率更“好看”，但长远后果却相当严重。学校被关闭、教师和社工面对不稳定前景，教育专业人员的士气势必进一步受挫，人才流失加剧，教学质素自然难以维持。在资源紧缩的压力下，学校更难腾出时间和空间推行融合教育、精神健康支援和深度生涯规划，只能退回最保守、最“保命”的应试模式。

人口结构变化教育投资应提质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未来五年的“十五五规划”本身也把教育质素提升视为重要方向，提出要完善国民教育体系、提升教育整体质素、加强终身技能训练等。特区政府必须在这个框架下拟定属于香港的五年教育发展计划。若香港仍然以“学生少了，所以教育在整体开支中的比例可以下降”作为主轴，而不是反问“学生少了，如何让每个孩子得到更多支援”，这不但难以对接国家的发展蓝图，更无法回应本地家长、学生和前线工作者多年来的忧虑与期待。

相反，在学生人数下降的年代，教育政策理应由“量”的扩张，转为“质”的提升。这意味着，政府应该善用这段人口窗口期，推动小班教学和个别化支援，特别是针对 SEN 学生、精神健康风险较高的群组以及基层家庭，将资源集中于补好制度最薄弱的环节；应该重整职业教育与生涯规划，把技职与专才路线提升至与学术路线同等的社会地位；应该把精神健康与生命教育纳入学校的核心工作，而非零碎的短期项目；更应该在资源分配上，从“按人头”的算盘思维，转向“为每一个孩子提供更好教育经验”的投资视角。

简而言之，当学生愈来愈少的时候，教育预算本来完全可以“人均增加”，让每一个孩子都得到比上一代更好的教学与支援，而不是被动接受教育开支在整体预算中愈占愈少。如果政府只懂得从总额和比例上节省，而不是趁机重整及升级教育制度，香港未来五年的教育，很难真正向“质”的方向迈进。真正应该被追问的，不是“学生少了，为何不减钱”，而是“学生少了，为何我们还不肯为每一个孩子，多付一点心思和资源”。

作者狄志远新思维主席，香港家庭教育学院总监。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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