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单极霸权失去文化内核:全球治理如何重寻精神指引?
当前全球格局的动荡,不仅是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博弈,更深层次地反映了不同文明与社会价值观在面对危机时的应对模式。在西方社会,尤其是北美地区,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与物质资本的扩张,一种名为“你只活一次”(You Only Live Once, YOLO) 的文化现象于过去十多年间在网络世界广泛流行。这种思潮最初或许只是年轻世代对传统刻板生活方式的反叛,但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演变为鼓励活在当下、推崇个人主义、消费主义与追求即时满足的社会主旋律。
当社会大众习惯于在虚拟网络与物质消费中寻求即时反馈,并将绝对的物质丰裕视为理所当然时,选民对政治的期待也随之变得短视。这种集体心理导致政治菁英为了迎合选票,不得不放弃需要长远规划与民众忍耐的远大战略,转而追求短期经济数据的刺激与情绪化的外交表态。在这种文化氛围下,社会无形中削弱了面对长远历史危机时所必需的集体韧性与自我牺牲精神,国家战略的连贯性也随之瓦解。
与这种追求即时满足的西方社会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中东地区(特别是以伊朗为核心)所展现出的集体韧性。这种常被西方称为“殉道主义”的精神,并非单纯的宗教狂热,而是一种深刻融入社会治理与日常生活的生存哲学。在现实层面,这种精神具体转化为伊朗在面对西方长达数十年极限经济制裁下的“抵抗经济”模式。
在这种体系中,宗教信仰与民族尊严成为了社会的黏合剂。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与物资短缺,基层社会透过宗教基金会与清真寺网络,建立起强大的民间互助与资源分配机制。对于这些身处地缘政治动荡的民众而言,长期的经济苦难被赋予了捍卫国家主权与信仰纯洁性的崇高意义。当一个精神内核日渐依赖即时满足的西方社会,遭遇一个能够将信仰转化为基层动员力、并甘愿为集体命运忍受长期剥夺的中东民族时,西方凭借数百年资本积累所建立的霸权体系,便在战略耐力上显露出了难以掩饰的局限性。这种社会韧性与战略耐心的不对称,正是当前中东乱局中西方国家屡屡进退失据的深层原因。
这种内在的脆弱性不仅体现在文化层面,更反映在美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全球战略演变轨迹之中。回顾从列根到拜登的历史岁月,美军一直占据着全球武装力量的顶峰。然而,经历了越战的泥沼与中东反恐战争的消耗后,美国战略智库深刻意识到,直接的军事干预往往会激发目标国民众强烈的民族主义反弹。因此,历届美国政府曾倾向于采取成本更低、更具隐蔽性的扩张模式。透过庞大的情报机构配合各类非政府组织及当地民间组织及政团,在目标国家或城市内部暗中策动“颜色革命”。然而,近年来美国国内政治路线的转变与民粹主义的崛起,打破了这种战略平衡。将武力威慑与利益博弈直接台面化的做法,虽然迎合了国内选民对“即时胜利”与“短期利益”的渴望,却透支了美国的国家信誉,更暴露了其常规军事威慑力在面对具备强大社会凝聚力的国家时,已经达到临界点的现实。
美国常规军事威慑力的见顶与战略收缩,不仅在中东地区引发了权力真空的担忧,更在亚洲激起了强烈的地缘政治震荡,其中最受冲击的莫过于长期将美国视为安全后盾的日本。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抱持着一种战略预期,深信亚洲若爆发冲突,美国定必全面介入以保障日本安全。然而,近期的中东地缘危机客观上揭示了美国全球军事投射能力面临过度扩张的窘境。面对关键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威胁,美国海军的应对显得相对被动。
这让日本政府不得不正视一个现实:如果美国在关乎全球能源命脉的区域都显得力不从心,那么在亚洲面临大国博弈的极限拉扯时,美国是否愿意为日本这个盟友承担与另一个核大国全面对抗的风险?因此,面对实力此消彼长的亚洲新格局,日本最明智的生存之道应是展现深刻的历史反省与外交诚意,重新寻求与周边国家的战略和解,修正其近年来盲目追随美国的激进路线,撤回明显错误的“台湾有事论”等论述并向中国道歉,以免在霸权退潮的历史进程中沦为地缘政治的牺牲品。
随着外部干预模式的逐渐失效与全球地缘冲突的加剧,现代国家的管治契约精神在美国国内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现代民主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建立在一种高度交易性与功利性的社会契约之上:民众出让部分权利并服从管治,作为交换,国家机器必须提供完善的社会福利与可预期的经济稳定。然而,当国际油价因中东局势失控而飙升,进而引发全球供应链危机时,这种脆弱的社会契约便面临破裂的风险。尽管宏观层面上的资本积累或军工复合体的利润可能因冲突而增加,但这根本无法掩盖底层民众因通货膨胀与生活成本激增而承受的巨大痛苦。当政府在海外维持庞大军事存在的同时,却任由国内普通民众的购买力被吞噬,实质上便违背了保障民生安稳的根本政治承诺。
这种由民生困顿引发的广泛焦虑,正在彻底重塑美国的政治版图。传统建制派所推崇的全球化红利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承诺,在铁锈地带(Rust Belt,指美国东北部等传统工业衰退的地区)与广大中产阶级眼中已失去说服力。选民的焦虑正迅速转化为对现有政治体制的颠覆性力量。若能源价格与通胀问题无法在短期内得到有效控制,现有经济政策将面临严峻挑战,美国政治光谱亦无可避免地进一步向极端民粹主义与孤立主义倾斜。
这场由能源危机、文化冲突与政治衰退交织而成的全球大变局,让全球清醒地认识到:单纯依靠军事威慑与资本扩张的传统霸权模式,已经难以适应复杂的现代世界。当一个超级大国的统治精英过度依赖外部冲突来转移国内矛盾,却忽视自身文化内核的空心化与国内社会契约的瓦解时,其全球影响力的衰退便成为历史的必然。真正的全球领导力,从来不取决于军事力量的绝对优势或资本的掠夺能力,而在于其能否为人类文明提供一种超越物质贪婪、具备深厚道德基础与长远历史视野的治理典范。未来的世界格局,将不再由单一国家的武力与资本流向来决定,而是取决于哪一种文明能够在动荡的时代中,重新凝聚社会共识,重建坚实的社会契约,并为人类的和平与永续发展提供真正具有说服力的精神指引。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熟悉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事项,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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