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政策倡议研究所（ASAP）专栏｜张博宇、张芷萱

很多危疾最可怕的不是难医，而是发现得太迟。这不是一句老生常谈，英国一项研究显示，就外科手术而言，每延迟四星期，死亡风险上升6%至8%，而就部分需要系统性治疗的疾病而言，风险最高可上升至28%，而且这种风险会随延迟时间持续攀升。换言之，疾病本身固然凶险，但真正能令结果出现转机的，往往是“发现的时间”。

全球医疗转向：从“有病才治”到“未病先知”

世界卫生组织（WHO）倡议，预防是在对抗非传染病时极具成本效益的策略，而早期发现和及时治疗则是个中关键。若能及早诊断出癌症，则能有效提升治疗效果并降低治疗费用。WHO指出，在高收入国家的研究中，早期确诊癌症患者的治疗费用，仅为晚期患者的四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一项涵盖45年数据的大型模型研究显示，在乳癌、子宫颈癌、大肠癌、肺癌及前列腺癌五大癌症中，1975年至2020年间合共避免的死亡个案中，有八成能够归功于预防和筛查措施，而非单靠治疗技术的进步。这与大众普遍认知有别：要提升治疗水平，著眼点不止在治疗上进行革新，预防及早期发现也是不容忽视的关键要素。我们相信这亦是未来提升医疗效益和市民健康福祉的分水岭。

香港临床经验：筛查既“找病”更拦截病变

大肠癌于本港致命癌症中位列第二，政府自2016年起便推行大肠癌筛查计划，截至2024年的数据显示，通过筛查计划确诊的大肠癌个案中，56%属于早期个案，相比没有经过筛查而确诊的个案中不足四成属于早期，筛查计划确实能够进一步及早发现癌症患者。

本港自2021年开展的乳癌筛查也有相似的印证。乳癌作为本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根据第一阶段乳癌筛查先导计划的数据显示，经筛查发现的乳癌个案中，97%属第二期或以下的早期癌症。因此筛查最关键的作用是能够在病变尚未恶化时便将其拦截，早一天发现危疾，就为治愈创造多一分可能。

“预防”应该走在“治愈”前面

癌症以外，更能够突出提早发现的关键作用的便是认知障碍症。患者在认知上的退化最初可能并非始于外显行为，而在于脑部深处的生理变化。当一位长者开始觉得“记性好像变差了”，在传统认知测试中可能仍然“合格”，但大脑内部或许早已出现病理变化。正因为传统评估存在这个盲点，认知障碍症往往要等到病情进一步发展，才能被正式确诊，可能已经错过最佳的介入时机。

尽管目前认知障碍症并没有根治的办法，但这恰恰更能突出提早发现的价值。《刺针》（The Lancet）认知障碍症委员会在2024年发表的最新报告中指出，透过干预14项可调控的风险因素，如教育程度、听力损失、吸烟、缺乏运动和社交孤立等，有机会预防高达45%的认知障碍症个案。这代表如果能够在早期识别出高风险人士，及时调整生活方式并配合适当介入，结果可能截然不同。

让“及早知道”取代“知得太迟”

近月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心理学系公布一项研究，当中利用一种名为“功能性近红外光谱”（fNIRS）的非入侵性技术，配合演算法为151名参与者进行检测。所有参与者在传统的蒙特利尔认知评估（MoCA）中均属“没有认知障碍症”。然而，在fNIRS的检测下，那些自觉记忆力明显变差，即有“严重主观记忆下降”但认知测试仍属正常的人士，其脑部血氧反应模式竟然与轻度认知障碍患者相似。研究团队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解释，“就如一架老爷车和一架跑车在平路上行驶时，很难区分性能。但一到上坡路，差异便一目了然。”透过让参与者进行不同难度的记忆任务，再观察脑部的血流动力反应，研究团队成功在传统评估无法侦测的临床前期阶段，识别出高风险人士。

可见，在现有评估办法中得到“合格”结果的人士，不一定完全没有罹患认知障碍症的风险。过去，认知障碍症往往需要等到病情进一步发展才能确诊，而这项技术有望将识别窗口大幅提前。这与以往极力打破认知障碍症没有根治治疗办法的医疗创新方向不同，通过更早一步识别潜在患者，用“预防”替换“治愈”，让“及早知道”取代“知得太迟”。

医疗创新价值：把诊断时间线推前

医疗创新最深层的价值，并不只在于开发一种新药、一项新疗法，甚至不只在于某台仪器能侦测到更细微的病变讯号。它更根本的意义，在于重新定义“医疗介入的时间点”，把整条诊断时间线系统性地往前推移。当我们能够在癌细胞尚未扩散时发现它，在脑部功能尚未明显退化时侦测到变化，整个医疗模式便从“被动治疗”转向“主动预防”。

在传统框架下，医疗资源的讨论围绕着病床数目、手术室轮候时间、药物开支。这些固然重要，但它们处理的都是“已成事实的疾病”。“有病才治”在面对癌症、脑退化、心血管等重症或慢性病时可能会令患者错过黄金治疗时间，因为疾病开始潜伏与症状初显的时间往往并不同步。因此医疗体系需要把目光移向上游，每一个在早期被发现的个案，都代表着未来若干年的重症住院、密集护理和长期用药的需求，而及早发现则能让这些医疗负担在疾病真正发生之前被化解。这是医疗体系中极具杠杆效应的投资点。

“早知道” V.S.“及早知道”

病后才反思，“早知道”就成了千金难买的后悔药；反之，倘能实践到位，“及早知道”却能实实在在为个人和社会长远省下千金万两。

在健康面前，“及早知道”本身就是一种强大力量。但这种力量，并不会自动降临：它需要科研的持续突破，让侦测工具更精准、更可及；需要公共卫生框架的配合，让筛查计划有足够的覆盖和持续性；更需要每一个普通市民，愿意认真对待身体传来的那些细微讯号，而不是习惯性地以“忙”或“应该没事”一笔带过。

作者张博宇为亚太政策倡议研究所ASAP研究总监；作者张芷萱为亚太政策倡议研究所ASAP研究员。

亚太政策倡议研究所（Asia-Pacific Society for Advocacy and Policy, ASAP）结合严谨精辟的公共政策研究及积极倡议策略，将实证研究转化为政策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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