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无论是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与茱丽叶》，还是中国民间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纵使东西文化迥异，却不约而同地描划出同一种震撼人心的悲剧：爱情因外界的强硬阻挠而愈发坚定，主角甚至不惜以死相殉。心理学将此现象精准地称为“罗密欧与茱丽叶效应”（Romeo and Juliet Effect），即当个人的自由选择权面临家族或阶级等外部强权威胁时，往往会激发出强烈的“心理抗拒”。在不断反抗的过程中，原本或许并不深厚的情感牵绊，反而会被无限放大，甚至神圣化。然而，令人始料不及又倍觉荒谬的是，这种因受压而催生出极端依恋与反抗心理的经典悲剧，今时今日竟以一种扭曲却无比真实的姿态，在现代社会的长者群体中不断重演。

长者比年轻人更难劝阻

近日，在本港网络讨论区有一宗80岁嫲嫲恋上所谓“联合国军医”的网恋骗案。这位年迈的长者为了拯救素未谋面的虚拟情人，不仅倾尽毕生积蓄、欠下十几万巨债，更为求继续汇款而宁愿绝食抗议，将苦心劝阻的亲生骨肉视作不共戴天的仇人。事实上，只要稍加留意，便会发现这绝非单一的极端孤例。翻开近期的报章杂志、打开电视节目，抑或浏览本地各大社交媒体与网络讨论区，类似的长者深陷网恋“杀猪盘”（Pig Butchering Scam）而导致倾家荡产、家庭破裂的个案可谓屡见不鲜。

这些如出一辙的悲剧正以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频率在本港社区中蔓延。社会大众必须跳出“防骗宣传”与“受害者有罪论”等流于表面的框架，直视背后更沉重且错综复杂的社会症结：在物质丰裕、资讯科技发达的今时今日，社区长者究竟陷入了何等深不见底的情感真空，才会让跨国诈骗集团如此轻易地乘虚而入，将他们推落万劫不复的深渊？

要解构这场针对长者的伤害，必须首先摒弃将受害者简单标签为“贪婪”、“愚昧”或“老糊涂”等的傲慢偏见，转而从宏观的视角审视长者所处的生存境况。现代社会的急速发展与城市化进程，无可避免地加剧了“社会的原子化”（Social Atomization）趋势。年轻一代为了生计、个人发展与适应高压的现代生活，在各行各业奔波劳碌。传统的“三代同堂”、“养儿防老”等大家庭结构与宗族网络逐渐解体。许多长者在步入晚年、退出劳动市场后，面临的是社会角色被急剧的边缘化、生活圈子急剧的萎缩与日复一日的极度孤独。他们或许拥有丰厚的积蓄、退休金与安稳的住所，但在精神层面上，却沦为现代都市中的“情感难民”。

骗徒锁定长者情感需求

跨国诈骗集团正是精准地捕捉到了这致命的社会痛点。今时今日的网络诈骗早已不再是过去那种拙劣的电话推销，而是一个具备高度组织性、分工精细、深谙犯罪心理学且武装了最前沿科技的庞大黑色产业链。透过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与社交媒体的数据获取，为受害者量身定制完美的“人设”与剧本。这些骗徒化身为丧偶的跨国高管、战区的英勇军官或是温文尔雅的学者，用每日无微不至的嘘寒问暖、早安晚安的定时问候，以及一声声直击心底的甜言蜜语，提供了一种极度廉价却异常高效的“情绪价值”。对于长期缺乏家人深度陪伴、渴望倾诉的长者而言，这种虚拟的关怀犹如“久旱逢甘霖”，精准地击中了他们内心深处对存在感、被尊重与被需要的强烈渴望。

当长者沉溺于这种被精心编织的幻象中时，他们所迷恋的往往早已不是那个虚构的身份本身，而是那份让自己重新感到生命焕发光彩、证明自己依然拥有爱与被爱能力的虚假羁绊。在骗徒的甜言蜜语中，长者仿佛重拾了青春的活力与生命的尊严，这种心理上的满足感，是忙碌且常常带著说教口吻的真实子女所无法提供的。

面对长辈深陷骗局，许多焦急的家属与热心的“冷气军师”纷纷在讨论区上献计，提出诸如实施全面经济封锁、没收智能手机、切断网络，甚至“以毒攻毒”假扮黑客骗回财产等极端手法。然而，这些看似直观且出于善意的物理干预，往往只会带来适得其反的毁灭性后果。当家属采取强硬手段切断长者的资金链与通讯渠道时，便会瞬间触发前文所述的“罗密欧与茱丽叶效应”。外界的阻力越大、家属的态度越强硬，受害者反而越会产生一种与虚拟情人“共患难”的悲壮错觉。在长者的认知中，骗徒是唯一懂他们、爱他们的人，而阻挠汇款的家人则变成了贪图他们财产、限制他们自由的“封建家长”。长者以绝食作为抗议、以断绝关系作为威胁，正是这种强烈对抗心理与认知失调的极端表现。

强硬切断手段往往无效

更为危险的是，若家属采取欺骗手段如假扮黑客或警察，来反制长者，不仅在现代法治社会中面临触犯欺诈罪、妨碍司法公正等严峻的法律风险，更会彻底摧毁长者仅存的社会信任体系。长者在晚年本就容易产生不安全感，一旦他们发现连最亲近的家人都在对自己进行算计与欺骗，其精神世界的崩塌将是不可逆转的。这种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不仅无法挽回财产，反而会亲手将长者推向更深的绝望深渊，导致严重的抑郁甚至轻生念头。

那么，真正专业且具建设性的危机化解之道究竟在何处？这必须建立在法理、医疗、心理咨商与社区关怀深度融合的立体干预机制之上。

寻求专业医疗介入处理

首先，家属应当保持极大的克制与共情，寻求专业的医疗介入。高龄长者性格的骤变、极度的偏执与判断力的显著下降，极有可能是忧郁症、药物副作用、急性疾病及认知障碍症等问题的早期先兆。家属应引导长者进行全面的医学评估及作出适当的治疗。若经医学鉴定证实长者在精神上已部分或完全丧失处理复杂财务的能力，家属便可循合法途径，向法院申请成为产业受托人或法定监护人。这不仅是保护长者毕生积蓄免受不法分子侵吞的最稳妥、最合法的防线，更是避免家庭成员之间因财产处置而产生直接情感冲突的有效缓冲机制。

其次，情感的修复与权威第三方的介入同样是挽救危机的关键枢纽。家属必须反思自身的陪伴质量，尝试重新夺回长者的注意力，用真实的家庭温暖、耐心的倾听与高质量的陪伴，去填补长者内心的空洞。在劝阻过程中，切忌使用居高临下的指责口吻，而应表达出纯粹的担忧与爱。同时，引入具备公信力的第三方力量至关重要，如邀请心理学家或受过专业训练的社工介入。权威人士利用真实的客观证据、相似的受害案例，以温和且专业的方式进行“脱敏治疗”，能够更有效地绕过长者对家人的心理防御机制，逐步软化他们的执念，帮助他们从幻觉中“软著陆”。

构建地区防骗安老网络

在更宏观的社会层面上，这类案件的频发凸显了强化社区安老网络与反诈骗机制的迫切性。长者的安危不仅仅是单一家庭的私事，更是整个社会共同的道德责任与治理考验。特区政府应当积极推动社区关爱队与长者邻舍中心的建设，构建“在地安老”的社会支持网络，让邻里互助、丰富的社区活动与定期的志愿者探访，成为长者日常生活的坚实后盾，从根本上消除滋生诈骗的孤独土壤。

此外，特区政府应立法规范科技企业与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要求电信运营商与社交平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建立更灵敏的诈骗信息拦截机制，要求银行对高龄客户的异常大额跨境汇款实施强制性的冷静期与核实程序。一个积极作为的企业生态，始终是保护弱势群体免受侵害的最坚强后盾。

现代文明的进步，不应仅仅体现在摩天大楼的高度、GDP的增长与科技发展的速度上，更应体现在如何保护那些在时代洪流中逐渐老去、边缘化的脆弱群体。真正的防骗必修课，不在于如何识破骗徒的千层套路，而在于如何以全社会的合力，重新构建一个充满温度、包容与尊严的安老环境。彻底根除滋生诈骗的孤独土壤，让每一位长者都能在充满爱与安全的真实世界中，安享他们应得的晚年岁月。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熟悉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事项，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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