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近日，屯门市广场发生了一宗令人痛心的七旬夫妇企图轻生事件。两位年迈长者于商场高处徘徊的绝望身影，深深刺痛了本港社会的集体良知。乍看之下，这或许是一出由长期病患与沉重照顾压力交织而成的个别家庭悲剧。但若然将相关事件置于宏观的社会政策脉络中审视，这实为本港在人口急剧高龄化的浪潮下，基层安老防护网极需修补的警示。74岁的陈伯，因不忍饱受严重糖尿病与柏金逊症折磨的爱妻继续受苦，加之妻子因感染头虱而突遭日间护理中心暂停服务，在求助无门与心理防线彻底崩溃的双重夹击下，无奈作出了令人心碎的抉择。所幸救援人员及时介入，方才挽回两条宝贵的性命。

以老护老成为常态
孤立无援绝望挣扎

这宗令人痛心的事件，反映出本港数以十万计“以老护老”家庭所深陷的孤立无援与悲凉。当一位濒临崩溃的照顾者于绝望中挣扎时，社会各界极需反思：为何现行的社福防护网未能及时发挥应有的承托效能？我们又该如何透过更具同理心与前瞻性的政策介入，精准支援这群隐匿于社区角落的脆弱群体？

探究事件的深层脉络，必须直接面对“以老护老”这种极端脆弱的家庭结构所隐藏的巨大危机。随着本港人均寿命不断延长，医疗科技的进步虽然延长了生命，却未必能保证晚年生活的质素。长者照顾伴侣或更年迈父母的情况已成为社区中的常态。然而，这群高龄照顾者本身亦面临着体力衰退与各种慢性疾病的困扰。以陈伯为例，一个74岁的老人，其自身的身体机能已无可避免地步入衰退期，却要近乎24小时全天候照顾患有多重严重疾病及活动能力大幅受损的妻子。从日常的扶抱、喂食、沐浴到处理大小二便，这种超越长者人体极限的劳动强度，对于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而言尚且吃力，何况是一位同样需要被关顾的长者。

更令人痛心的是，这种照顾往往是一场无休止的消耗战。照顾者在长期被剥夺睡眠、社交生活完全停顿以及身心严重透支的极端状态下，极易衍生出严重的抑郁与焦虑情绪。这种看不见尽头的绝望感，以及对伴侣或父母受苦的无能为力，正是将高龄照顾者推向崩溃边缘的深层心理根源。社会大众必须以极大的同理心去理解，他们的极端行为往往不是出于自私，而是出于一种扭曲的慈悲与彻底的绝望。

感染头虱被拒护理
僵化行政抽走浮木

日间护理中心因陈太感染头虱而要求其暂时退出服务，成为了引爆危机的直接导火线。从公共卫生与行政管理的层面来看，院舍或中心为了防止传染病在免疫力较弱的长者群体中蔓延而采取隔离措施，其出发点固然是为了保障整体公共健康。然而，这种僵化的行政程序，将高度依赖照顾的长者瞬间退回给毫无准备的家庭，却犹如抽走了照顾者赖以生存的最后一根浮木。对于陈伯而言，日间护理中心每天提供的几个小时托管服务，是他唯一能够喘息、处理个人事务甚至只是单纯闭目养神的救命稻草。

这凸显出本港安老服务体系中一个极为严峻的系统性漏洞，即常规安老服务在面对突发状况时，完全缺乏与之配套的紧急缓冲与危机介入机制。相关服务提供者与政策制定者往往只着眼于常规状态下的资源分配，却忽略了照顾家庭在遭遇突发变故时的极度脆弱性。

事实上，特区政府多年来一直致力推行“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的安老政策方针，其理念无疑是进步且符合广大长者期望留在熟悉社区终老的愿望。然而在执行上，政策愿景与现实之间确实存在着巨大鸿沟。

愿景现实存在鸿沟
长者需要实质支援

首先，本港独特的居住环境限制构成了居家安老难以跨越的物理障碍。基层家庭往往蜗居于狭小且缺乏无障碍设施的空间内。轮椅无法进出狭窄的走廊，浴室缺乏防滑与扶手设施，这些空间上的局限使得居家照顾在客观环境上已经受到极大制约，甚至增加了长者在家中发生意外的风险。

正是因为上述的物理空间限制与基层经济困境，近年特区政府大力推广以期望减轻照顾者负担的“乐龄科技”，并未能如预期般在本港广泛应用。从市场结构来看，香港的“银发市场”发展呈现出严重的阶层分化。高端的智能安老设备价格高昂，基层家庭根本无力负担。而即使有特区政府补贴，狭小的公屋或㓥房环境也根本无法容纳体积庞大的电动起居床或智能防跌监测仪器。更为致命的是，高龄照顾者群体普遍面临着严重的“数字鸿沟”。对于许多连智能手机基本功能都未必能熟练操作的长者而言，要求他们去理解并掌握复杂的“乐龄科技”产品，无疑是脱离现实的奢望。这种科技认知上的鸿沟与客观环境的限制交织在一起，使得原本立意良好的科技介入，最终往往沦为少数富裕且受过高等教育家庭的专利，而无法真正转化为如陈伯这般基层照顾者的实质支援。

在物理环境与科技应用双双受限的同时，社区照顾服务的供应亦呈现出严重的结构性不足。无论是上门的家居照顾服务还是日间护理中心，其名额皆极度有限，市场上的需求远远超乎特区政府目前的供应能力。尽管特区政府近年推出了“社区照顾服务券”等市场化措施试图弥补缺口，展现了积极解决问题的诚意。但由于私人市场的服务质素参差不齐，且整体规模与涵盖范围仍不足以承托庞大的基层需求，许多长者依然处于服务真空状态。这种资源错配导致社区照顾无法充分发挥预期的预防与支援作用。

津贴申请门槛严苛
深陷院舍主导泥沼

更为核心的问题在于，针对照顾者本身的支援长期匮乏。虽然特区政府推出了“照顾者津贴试验计划”，但这项措施不仅申请门槛严苛，至今亦仍未成为全面且恒常的制度。家庭照顾者在缺乏实质经济援助与喘息服务的支援下，被迫独自承担起本应由社会共同分担的照顾责任。他们不仅要面对沉重的经济压力，更要承受社会孤立带来的精神折磨。当社区支援与照顾者支援双双失效时，居家安老的愿景便难以落实。

在社区防护网未能全面覆盖的情况下，长者与照顾者别无选择，只能将最后的希望寄托于安老院舍。这直接导致了院舍轮候时间极长的困境。现时，申请资助院舍的长者必须经过标准化评估机制的重重审查，随后更要面临往往以年计算的漫长等待。许多长者甚至在轮候期间已经不幸离世。这种现象反映出，由于社区照顾未能有效承托长者的衰退过程，长者对院舍的需求依然极度殷切。综合上述空间限制、科技应用阻碍、社区资源匮乏以及照顾者支援不足等种种结构性困境，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残酷的结论：香港目前的长者照顾模式，在资源分配与实际运作上，依然深陷于“院舍主导”的泥沼之中，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居家为本”仍有一段路要走。

居家安老长路漫漫
须给长者更大承担

要彻底修补这张社会防护网，特区政府必须以此事件为沉痛的契机，在现有的政策基础上展现出更大的政治魄力与深切的同理心，进行根本性的范式转移。首要之务是建立一个低门槛且具备高度灵活性的24小时紧急暂托与危机介入网络。当高龄照顾者遭遇突发变故或面临崩溃边缘时，不应再由他们四处求助无门，而是应有紧急外展护理团队迅速接手照顾工作，提供即时的实质救援与心理辅导。此外，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安老服务“被动等候求助”的官僚模式，转向“主动介入”的社区关怀机制。特区政府应善用跨部门的大数据资源，整合医疗、房屋与社福数据，主动识别并建立高危“以老护老”家庭的名册。透过派遣专责的个案经理进行定期探访，及早评估家庭的潜在风险并提供具针对性的支援，防患于未然。

屯门市广场的悲剧，绝不应仅止于一则令人唏嘘的社会新闻，它更应成为推动香港安老政策迈向精准化、人性化与充满温度的强大催化剂。在香港这个高度文明且富裕的社会中，长者的晚年尊严，绝不应单靠个别家庭的苦苦支撑与毫无保留的自我牺牲来维系。唯有当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能真正触及每一个基层家庭的痛点，香港方能成为一个让长者老有所依、让照顾者无后顾之忧的宜居城市。这不仅是对陈伯夫妇最深切的同情与慰藉，更是我们对社会公义的实践，以及对自身未来晚年生活的一份庄严承诺。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熟悉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事项，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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