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妙的揭发者｜北部都会区：需要产业园，不是大学城
香港特区政府近年积极推进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将其视为香港未来经济转型的战略高地。按照政府的规划蓝图，北部都会区将预留约90公顷（后增至100公顷）土地发展大学城，三批用地将分别于2026年、2028年及2030年投入使用，并成立了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任组长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官方强调，大学城将突破传统模式，实现教育与产业协同发展、深度融合。然而，这个看似宏大的构想，从一开始就埋下了方向性的隐患。
大学城的观念并非甚么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源于西方上世纪90年代的规划思潮，是后工业化时代知识经济兴起的产物。英美等国在大学城实践中早已暴露出一系列问题——校园扩张引致社区贵族化、原居民被迫迁离、产业与社区脱节的现象屡见不鲜。剑桥大学曾被指存在“严重的性行为不当问题”，而英国诺丁汉大学更因斥资八千万英镑兴建备受争议的校区而被工会批评，最终导致数百个职位流失。即使是被誉为成功典范的波士顿肯德尔广场，牛津大学副校长也直言其“同样展示了‘不该做甚么’的教训”。香港若不加批判地搬用这套观念，只会重蹈覆辙。
反对大学城模式，并非否定教育的价值。问题的关键在于：北部都会区的发展逻辑应该由谁主导？是以教育为引擎，带动一切？还是以产业为根基，让教育服务于真实的经济需求？
观察深圳的发展经验，答案便清晰不过。深圳之所以能成为全球创新高地，并非因为率先建成了大学城，而是因为一批世界级的创科企业在此扎根、成长、互相激荡。华为、腾讯、比亚迪、大疆等企业已成为享誉国内外的创科巨头，在这些龙头企业带动下，一批批充满活力的中小企快速成长，形成了完整的创科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深圳南山的粤海街道，分布著上千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百余家上市公司，承载著惊人的产业密度，“上下楼往往就是产业链的上下游，走出门就能遇到合作伙伴”。南山的经济总量从建区时的78亿元GDP一路攀升至2024年的9,501亿元，翻了超过120倍。这不是大学城的功劳，而是产业生态的力量。
更值得注意的是，深圳的成功并非“先有大学、后有产业”。深圳的大学、科研机构几乎是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借助优越的体制和良好的创新生态，以惊人的速度聚集了大量领军人才和学术带头人。换言之，产业是“因”，教育是“果”——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产业与教育在互动中互相成就，而非单向的“教育先行”。
反观香港，大学城规划的逻辑却似乎本末倒置。先把地圈起来、把校舍盖好，再指望产业会自动“靠拢”。然而，正如立法会议员林筱鲁所言：“产业带动不是一个‘圈地’游戏，香港无资本去划个圈，然后畀块地晒几十年太阳，乜嘢产业落地都要有项目。”前立法会议员江玉欢亦指出，大学城不应仅是现有院校的“扩容补丁”，而需以前瞻性土地规划为核心，打造集教学、科研、产业与生活于一体的创新生态圈。遗憾的是，这些声音似乎并未真正撼动官方以大学城为主导的规划思维。
那么，北部都会区真正需要的，是甚么？
显而易见，香港要对接深圳的创科产业，就必须在北部都会区布局符合产业需求的平台。数据经济、人工智能、无人机、新能源——这些领域的龙头企业，如腾讯、大疆、华为、阿里巴巴等，都应该成为香港主动争取的目标。产业园区的建设，不应该是零散的、被动的，而应该是有主题、有系统、有生态的。试想，如果在洪水桥或新田科技城设立一个以数据经济为核心的产业园，吸引腾讯等企业设立研发中心；再在另一个片区布局无人机产业园，与大疆对接；又或者配合河套香港园区的创科布局，打造生命健康科技的产业集群——这样的规划，远比一个“甚么都有、甚么都不深入”的大学城来得有战略意义。
香港财政预算案已提出向河套园区注资100亿元、向新田科技城注资100亿元，推动创科产业发展。河套香港园区第一期首批落成的两座大楼已有超过60间企业落户，出租率约八成。这说明市场对产业空间是有真实需求的。然而，政府至今仍未公布《北都大学教育城概念发展纲要》，具体定位、土地分配机制、产业联动模式等细节仍停留于研究阶段。规划的节奏已然失衡。
更令人惋惜的是，香港在吸引真正科技龙头企业落户方面，似乎缺乏应有的主动性。以宁德时代为例，北部都会区坐拥接近内地庞大市场的区位优势，却从未听闻特区政府积极争取宁德时代来港设厂。如果能在北部都会区布局新能源电池产业园，吸引宁德时代或同类企业进驻，既能带动就业，又能与大湾区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形成协同，何乐而不为？ 其他大科企如阿里巴巴，腾讯大疆等 才是香港政府应该核心争取的对象。
产业带动教育，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真正的产学研结合，不是把大学和产业园放在同一个地理范围内就自动发生的，而是需要产业真实的需求来驱动教学和科研的方向。
举一个例子：深圳的“市域产教联合体”以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为牵头学校、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为牵头企业、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为依托园区，形成了“培育基地—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的完整链条。这才是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正确方向。同样地，电子科技大学（深圳）高等研究院产业创新园，依托学科及科研优势，联合龙华区政府、华为、中兴、腾讯等行业龙头企业，构建了多方协同的创新生态。这些案例的共通点是：产业是核心、是驱动力，教育是服务者、是协作者。
北部都会区完全可以复制这种模式。例如，在洪水桥／厦村新发展区，可以融合高端专业服务和职业专才培训联动发展；在牛潭尾，可以配合新田科技城和河套区的整体创科发展，布局生命健康科技产业，并与第三间医学院及综合医教研医院联动。但关键在于——这些规划不能停留在纸上，不能沦为“划个圈、晒太阳”的空谈。
除了对接深圳的高科技产业，北部都会区还有一个被严重低估的优势——它自身的历史与产业积累。流浮山的养蚝业可追溯至清代光绪年间，蚝农采用吊养方式，将蚝苗放在吊笼里挂在后海湾沿岸浅水区的浮排内养殖。这里的蚝不能生吃，特产其实是干晒金蚝——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具地方特色的食品产业基础。然而，在最新的北部都会区规划下，流浮山被赋予了一个冰冷的新名字——“数码新海岸”。村民、教大中文系系主任陈伟强预料发展可能让历史印记消失，心情“那凄清感觉总会跟随”。
这样的失落，是否无法避免？未必。如果北部都会区的发展以产业园为核心，大可以围绕流浮山的渔农业资源，建立一个以健康食品产业为主题的生产基地。香港的酱园文化同样有深厚的历史积累，完全可以与现代食品科技结合，打造具备香港特色的创新食品产业。这不仅能保留地方的历史记忆，更能创造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和就业机会。
一个有活力的社区生态，不能只有冷冰冰的教学楼和实验室，更不能只有整齐划一、缺乏灵魂的“现代化”建筑群。它需要产业带来的人流、需要社区积累的文化底蕴、需要历史与未来之间的延续性。这恰恰是单一的大学城规划所无法提供的。
说到底，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关系到香港未来数十年的经济结构和城市格局。如果方向走错了，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一座没有人气的大学城、一片没有产业支撑的“教育飞地”、一个与社区脱节的巨型建筑群——这些都不是我们想看到的。
与其复制西方在1990年代的大学城观念，不如从深圳的产业成功经验中汲取灵感，从香港北部自身的历史与资源中寻找特色。北部都会区需要的是产业园，是有主题、有生态、有活力的产业社区，而不是一座座空荡荡的教学楼。
产业带动教育，生态成就社区，历史塑造特色——这才是北部都会区应该走的路。政府现在最迫切要做的，不是急著划地、不是急著招标，而是静下心来想清楚：北部都会区到底要发展甚么产业？要吸引甚么企业？要与深圳形成怎样的协同？想清楚了这些，配套的基础设施、人才培训、产学研合作，自然会水到渠成。
否则，再大的土地、再多的拨款、再宏伟的蓝图，最终也只会落得一场空。
作者胡恩威是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江苏省政协委员，进念．二十面体联合艺术总监暨行政总裁。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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