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近日，伦敦南部嘉立咸（Clapham）马莎百货爆发的大规模青年“快闪”劫掠案，绝非单一的治安事件，而是英国长期管治失能、基层执法防线全面崩溃的缩影。事发时正值学校长假期，大批青少年响应网上号召，联群结党涌上街头生事。逾百名蒙面青年透过社交媒体精密串连，如入无人之境般大肆洗劫历史悠久的马莎百货及周边超市，更四处冲击快餐店与体育用品店，甚至目无法纪地公然袭击警车、击碎挡风玻璃。这种近乎暴动的行径，不仅是对公众秩序的公然挑衅，更彻底暴露出英国零售业当下所面临的严峻生存困境。

财政紧缩关闭大量警署
低级犯罪案件日益猖獗

要透视这场乱局的深层根源，绝不能单凭道德标准去批判西方社会的宽松氛围，而必须直击伦敦近年在实际管治上的系统性崩坏。自2010年起，英国政府长期推行财政紧缩政策，令基层执法网络面临瓦解边缘。数据显示，伦敦警队在2010至2016年间，预算实质大减约四分之一，同期更有高达三分之二的警署遭到关闭。

在警力与资源严重捉襟见肘的窘境下，执法部门对所谓的“低级别财产犯罪”(Low-level Property Crime) 只能采取消极的冷处理态度。对于不涉暴力且金额较低的店舖盗窃（Theft from shops）、单车失窃(Theft/taking of pedal cycle)、车内盗窃或车辆干扰（Theft from motor vehicle / Motor vehicle interference）、非住宅的轻微入室爆窃（Burglary in other buildings），乃至轻微刑事毁坏（Criminal damage to property），如涂鸦、打破窗户、破坏店面小物件等，警方往往无暇兼顾，变相令这类罪案日益猖獗。

触发基层治安全面崩盘
缺乏国家机器强硬执法

警力长期空虚，直接触发了基层治安的全面崩盘。综合英国零售业协会（British Retail Consortium）及多家传媒的长期追踪报道，商户遇窃后报警求助，警方往往采取“冷处理”甚至不派员到场，绝大多数案件最终无人被起诉。零售界普遍慨叹，这种执法怠惰变相在社会上营造出“实质性除罪化”（De facto Decriminalization）的恶果。数据显示，英格兰与威尔斯的店舖盗窃案在过去十年间狂飙逾四成，2024至2025年度更创下530,640宗的历史新高。协会的2023至2024年度报告更一针见血地指出，业界因盗窃蒙受的经济损失高达22亿英镑，同比大幅飙升22%。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尽管伦敦市长在“嘉立咸事件”后高调强调对扰乱秩序行为“零容忍”并承诺加强执法，但马莎百货高层随即罕有地在报章撰文，直接促请市长向警员提供额外支援以打击零售业罪案。这番严厉控诉，正正道出了一个极其荒谬的现实：即使企业大洒数千万英镑升级保安系统，但在缺乏国家机器强硬执法作后盾下，私人市场的自保措施根本形同虚设。当大型企业面对巨额亏损，案发时竟仍无法获得警方及时支援，这种将维持治安的庞大成本强行转嫁予商界的劣行，彻底暴露出国家机器在履行社会契约上的严重失职与无能。

街头暴力文化不断蔓延
社交媒体推助反叛潮流

除了警力资源紧绌，伦敦街头暴力不断蔓延，更与当地日益泛滥的次文化息息相关。近年，以宣扬暴力、帮派仇杀及“赚快钱”为主题的“英国钻头音乐”（UK Drill）在青少年群体间迅速冒起。这种以阴暗旋律、密集节奏与街头叙事为核心的音乐，已然成为当代英国青年文化的重要图腾。更甚者，这股次文化在社交媒体演算法的推波助澜下被无限放大，将犯罪行为美化成一种反叛的潮流，甚至沦为年轻人获取同侪认同的捷径。

在这次“快闪”劫掠事件中，即时通讯软件与短视频平台亦扮演了极度致命的催化剂角色。虚拟空间的隐蔽性与资讯传播的瞬时性，完美契合了群体犯罪所需的匿名特征。参与者在网络空间中完成情绪的极速传染与行为的强烈暗示，将严肃的刑事犯罪扭曲为一场充满刺激的掠夺游戏。当数以百计的青年聚集，个体的道德约束与法律敬畏感被集体无意识彻底淹没，他们不再是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公民，而是受物质欲望与次文化驱使的盲目破坏力量。

物质贪婪衍生盲目冲动
依赖自我武装逃避责任

在审视这股新型群体暴力的破坏力时，无可避免会令人联想起2019年肆虐香港的“黑暴”事件。诚然，伦敦的快闪抢掠纯属非政治性的财产犯罪，其核心驱动力源于物质贪婪、机会主义及次文化所衍生的盲目冲动。反观当年香港的社会动荡，则具备高度政治动机，是有组织地针对国家机器与特区管治威信的系统性破坏。若将两者性质混为一谈，无疑是流于表面的过度简化。然而，尽管两者动机南辕北辙，却绝不能忽视它们在战术执行与行为模式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种高度的雷同，正正刺中了现代城市在面对“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网络动员时的极度脆弱。

无论是现今伦敦的劫掠者还是香港当年的暴徒，他们都极度依赖“无大台”的网络串联，同样采用快闪式的集结与破坏策略，并且高度一致地选择穿着全黑衣物与配戴面罩。这种服饰的符号化绝非偶然，而是一种极具心理学意义的自我武装与责任逃避。统一的黑色服饰与蒙面行为，在心理层面彻底抹除了个人的社会身份，让参与者在面罩的掩护下获得了实施极端暴力的心理许可证。这种战术的跨地域重现说明了一个深层次的管治危机：当执法机构受制于资源短缺或过度僵化的程序牵绊时，任何群体只要掌握了现代通讯科技与匿名化战术，就能轻易瘫痪一个国际大都会的局部秩序。

程序正义无法维持治安
勿对去中心化掉以轻心

英国社会当前所面临的治安泥沼，是物质匮乏、次文化腐蚀与法治威慑力衰退三者交织的必然结果。过度强调个体权利与程序正义的社会氛围，固然有其保障人权的初衷，但在面对有组织的群体性犯罪时，却往往沦为犯罪者的保护伞。当警察在面对过百名蒙面青年时只能采取被动防守，当司法系统对参与劫掠的未成年人屡屡轻判，这不仅是对执法人员尊严的践踏，更是对所有奉公守法市民的彻底出卖。一个无法保护其合法经营者免受洗劫的体系，无论其拥有多少民主与自由的论述，都无法掩盖其内在治理能力的衰败。真正的自由从来不是建立在无序与破坏之上，而是依托于强大、公正且具备绝对威慑力的法治秩序。

回望香港，伦敦今日的治安泥沼无疑是一面极具警示意味的明镜。尽管香港社会目前已“由乱及治”，但绝不能对“去中心化”网络动员的潜在破坏力掉以轻心。一旦执法防线松懈、对所谓“轻微罪行”过度宽容，任何非政治性的物质贪婪或次文化冲动，都可能随时借用“无大台”的战术，演变成瘫痪城市局部秩序的风暴。因此，特区政府必须坚定不移地捍卫法治底线，维持高效且具备强大威慑力的警队编制，绝不能重蹈西方国家因“资源紧绌”而“自废武功”的覆辙。与此同时，对于网络空间中任何企图美化犯罪、煽动违法行为的苗头，社会各界必须防微杜渐。香港要维持长治久安，不仅在于防范具政治目的之系统性破坏，更在于确保日常管治的滴水不漏，让任何企图挑战公众秩序的图谋，在萌芽阶段便应失去生存的土壤。这正是香港从伦敦管治失能的悲剧中，理应汲取的启示。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熟悉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事项，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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