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专栏｜孟言

2022年，美国国会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TikTok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随后围绕禁令、剥离与数据安全的争论持续升温；2023年，欧盟正式将半导体供应链列为核心的“战略安全”议题；几乎在同一时期，多国政府不约而同地开始将大型语言模型（LLM）的发展定性为“存在性威胁”（existential threat）。审视近几年的全球政策动向，一个显而易见却常被公众忽视的问题是：这些议题是如何从普通的商业、技术问题，演变成需要动用非常手段处理的安全议题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用到一个在公共讨论中被严重低估的学术工具——安全化理论（Securitization Theory）。

哥本哈根学派的洞察：安全是被“说”出来的

传统安全观假设威胁是客观存在的。导弹瞄准了你，所以你不安全；边境被敌军入侵，国家安全遂受到直接威胁。但上世纪90年代，以布赞（Barry Buzan）与维夫（Ole Wæver）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Copenhagen School）提出了一个颠覆性命题：安全是被“说”出来的。

维夫将安全视为一种特殊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当某个行为体（通常是政治精英）在公共论述中，将某一议题描述为对国家、社会或民族的“存在性威胁”，并以此论证需要打破常规的民主政治秩序、采取非常措施时，一个“安全化”的过程便正式启动。

这个过程能否成功，关键并不在于威胁是否客观存在，而取决于“目标受众”是否接受这套话语建构。换言之，安全化是一个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过程：言说者提出安全叙事，受众决定是否“买账”。例如，为何同样是网络攻击，在某些国家能引发全民动员，在另一些国家却只是一则普通的IT新闻？差异往往不完全在于攻击本身的烈度，更在于安全化话语是否被成功建构并获得公众认可。

扩张的安全板块：以人工智能为例

哥本哈根学派的另一重大贡献，是将安全研究从狭义的军事领域，拓展至军事、政治、经济、社会与环境五大板块。每个板块都有其特定的参照对象与威胁逻辑。以“社会安全”为例，其参照对象不是国家主权，而是集体认同——当一个群体感到其语言、文化或生活方式面临威胁时，社会层面的安全化便可能发生。欧洲移民问题如何从劳动力经济议题演变为“文明冲突”叙事，便是社会安全化的教科书级案例。

这一框架在今天显得格外有力。当我们审视各国围绕人工智能（AI）的政策辩论时会发现，同一项 AI 技术在不同话语场域中，被分别被认定为不同的威胁：在军事上，被形容为致命性自主武器与无人战争的风险；在经济上，被形容为就业替代、产能过剩与技术依附的风险；在社会及认知战上，被形容为深度伪造（Deepfake）、虚假资讯与社会信任瓦解的风险；在政治上，被形容为操纵选举、干预舆论及削弱民主基础等风险。

毋容置疑，AI 风险显然真实存在，但在安全化理论视角下，我们要问的是：AI风险是如何被命名、排序与制度化的？哪些行为体借助“安全”语言获得了议程设置权（agenda-setting power）？而这，是国家安全学学者们在争论不休的议题。

巴黎学派与技术治理：隐形的安全化

哥本哈根学派聚焦的是精英话语与“例外政治”的时刻，然而安全的建构并非总是通过国会演讲或官方声明来完成。以比戈（Didier Bigo）为代表的巴黎学派（Paris School）指出，安全化更多发生在日常化、专业化与技术化的行政实践中。

边境管控系统的数据库设计、签证演算法的风险评分模型、情报机构的监控协议、出口管制清单中的技术目录——这些看似中性的技术安排，实际上都在不断划定边界：谁是正常公民，谁是潜在威胁；什么是天灾，什么是人祸；什么是普通商品，什么是战略物项。

在数字时代，这种观点尤其犀利：当一套出口管制清单将某项技术列为“两用物项”时，安全化已不再需要宏大叙事，它已被嵌入数据库、接口与标准之中。相比演讲台上的宣示，这种安全化更隐蔽、更持久，也更难被公众察觉与问责。所以部分学者要求一般人多思考，以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为代表的威尔士学派（Welsh School）则从规范性立场追问“安全化到底服务于谁？”如果安全化的本质是将原本可通过协商解决的问题强行打包，关进“紧急状态”的例外空间，那么它往往会沦为既得利益者巩固权力的工具。因此，威尔士学派强烈主张“去安全化”（Desecuritization），呼吁将议题从恐慌逻辑中解放出来，回归透明、公开的常规公共辩论。

归根结底，所谓“安全”，从来不仅仅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判断，它更是一个充满博弈的政治过程。在这个AI、芯片、数据与演算法被密集安全化的时代，具备识别这一过程的能力，本身就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公民素养。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全球安全治理的实践中，中国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展现了一种独特的理论整合视角，也与国际上的许多安全理论有共同点：它不仅涵盖了哥本哈根学派所倡导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强调安全范畴的动态扩展，亦体现了对发展与安全辩证关系的深刻理解。从学理上看，总体国家安全观试图在不同学派间取得平衡，因为它既认同安全是国家生存的基石，又主张安全应服务于人的发展——呼应了威尔士学派对“人的解放”的关注；既重视宏观的战略叙事，也强调透过体制机制现代化进行精细化治理——回应了巴黎学派对行政实践的重视。这种“系统性安全”的建构，旨在应对数字时代高度互联带来的复杂风险，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一种兼顾传统与非传统、内部与外部、自身与共同安全的综合性框架。

作者孟言是“思哲研究所”创科领域特约撰稿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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