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妙的揭发者

在香港街头，有一道横跨30年的奇特风景：区议员挂出的鲜色横额，总是大书“成功争取”四字——成功争取加设过路处、成功争取延长图书馆开放时间、成功争取维修老化水管。初看是服务承诺的兑现，细想却令人困惑：路烂了要修、街灯坏了要换、社区设施应因时制宜，这些本来就是公共服务的基本功，是官员该做好的分内事，为何要由民意代表去“争取”，而不是官员自动自觉因应民情去执行？

更核心的问题是：究竟谁在服务谁？当“争取XXX”成为议员的主要绩效，甚至成为整个社会运作的隐形前提，我们就不得不正视，香港官员体系的本质似乎已偏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们从不否认，香港官员在文书处理、程序把关、工程技术等范畴确有专业之处，但问题在于：这些专业若失去了主动服务的热诚，就会沦为一种高高在上的把关权力，而非解决民生问题的能力。当官员坐在决策的椅子里，变成等待别人来“争取”的判官，整个城市的高效决策便会瘫痪，产业发展与社会进步也只能在层层虚耗中原地打转。

从“把关者”到“判官”：谁在服务谁？

走入任何一个屋邨，都可以看见那些横额的进化史。九十年代的“成功争取”多冲着房屋清洁、小巴班次、斜坡维修等贴地小事。那时的潜台词是：前线部门官僚僵化，对市民诉求爱理不理，议员唯有充当“传声筒”兼“施压者”，才能撬动部门做少少事。但时至今日，“成功争取”的范围已大幅膨胀，由社区小事扩散至大型基建、规划政策、甚至跨境合作；议员与官员的关系，也由监督与被监督，微妙地变成了磋商、游说甚至乞求。

问题是，拿着公帑薪津、掌握专业知识与法定权力的官员，为何需要由议员去“争取”才肯做事？答案藏着一个观念上的根本断裂：在理想的政治分工中，官员是受聘于公共、服务于公共的专业执行者，“为人民服务”是其天职；议员则代表民意，制定法律与监督政府，确保这部机器不偏离公众利益。但现实中，许多官员已不自觉地将“做分内事”的前提，设定为“有人成功争取到”、文件齐备、风险可控且毋须额外承担责任，而不是市民生活是否受到实质困扰。

这种心态的蔓延，令公务员体系逐渐失去“自动自觉”的基因。一个路面出现坑洞，市民的第一反应不是“政府会来修”，而是“要影相留证据，叫议员去争取”；一个荒谬的行政程序阻碍民生，部门的第一反应不是立即自我检讨整顿，而是等待外界累积足够压力才勉强修改。久而久之，公务员不再觉得自己是主动解决问题的“公仆”，反而成了坐在决策椅子里、拥有最终“肯首权”的判官。这种权力关系的错置，是香港管治困局的病根。

我们必须坦白指出：许多地区问题，如路面损毁、渠道淤塞、街市管理、小巴班次、图书馆开放时间等，根本不涉及复杂的政治争议，纯粹是执行力与责任心的问题。高级官员手上握有行政主导的权力和资源，理应建立一套机制，让这类民生小事能“自动自觉”被处理，而非沦为议员的“成功争取”业绩。当一个社会连修补路面都要靠争取，那不是民主的胜利，而是行政系统的失能。

封闭的行政王国：程序稳定压倒一切

这种“判官心态”背后，是官员体系长期以内部规章、程序安全和自身便利为最高原则，民意反而被视为外在干扰。从回归前后起，反对派不断要求政府加强监管制衡，本意是防止权力滥用，结果却令监管的权力越管越细、越管越繁。每增一道程序，就等于给官员加多一层保护罩——他们可以用“程序未完成”阻挡任何新倡议，也可以用“监管要求”把决策推给上级、委员会或外聘顾问。

今天一个地区小工程，由立项到动工，随时要经过十几个部门的审批，当中的准则、先后次序、技术注释，统统由公务员牢牢掌握。议员要“成功争取”，就必须过五关斩六将，逐一拆解这些内部密码。久而久之，官员体系变成了一个内部自足的“行政王国”，它可以对外来压力适度让步，但绝不会改变其核心运作逻辑——即以程序稳定为名，维护自身的权力位置。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个“王国”的人事结构。官员退休后，往往旋转门般进入各大法定机构、咨询组织、公共企业甚至大学资助体系，占据关键位置。这些机构掌控香港大量的公共资源与政策制订权，同一套思维、同一套人脉，在体制内外无缝衔接，形成一个牢固的网络。这种封闭循环，令任何外来的新思维、新专业都很难真正撼动体制的惯性。

科技落后与审慎务实的怠惰

香港官员体系对科技和国际视野的迟钝，已经成了全港发展的瓶颈。数码化政府倡议讲了十几年，至今仍大量使用纸本和传真机；智慧城市项目多数停留于试点，未能大规模与城市管理结合；面对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气候科技等浪潮，相关部门的反应是一贯的“审慎务实”——即先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再委托顾问撰写报告，然后视乎资源决定试行与否。但同期，深圳的公共服务已近乎全面数码化，新加坡的智慧国方案已进入深度整合，香港的“审慎”在国际竞赛中其实就是落后。

这种落后，不是个别官员的能力问题，而是整个体系的封闭性所致。官员的招聘、考核与晋升长期以来过于偏重“做文件通才式”的内部考试与年资，缺乏真正与科技前沿、市场实战和国际视野接轨的途径。晋升委员会的运作俨如黑箱，外界无从得知为何具备创新思维和科技能力的人才往往不是升迁的首选。当体制不奖励主动、不鼓励担当，“不做不错”自然成为生存之道。

行政主导下的作为与不作为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香港口讲“行政主导”，这意味着高层官员手上握有巨大的整顿权力和资源调配权，他们理应有一种“等不起”的紧迫感。尤其是面对科技落后和内部机制僵化的问题，高级官员有责任主动出击，利用行政主导的优势去拆墙松绑，而不是任由前线程序继续瘫痪城市效率。

近年，官员外访考察成风，这本身是好事。但考察的价值，不在于行程的密度或规格，而在于回来之后能否转化为具体的改革措施。对比内地城市的做法，官员每次外出考察后，往往伴随着一系列具体政策的迅速落地，真正做到“带着问题出去，带着答案回来”，回来就立马推动试行和整顿。反观香港，相关部门赴欧洲、西班牙、法国等地考察优秀的公共房屋设计、城市规划或创科生态，回来后却往往石沉大海。

我们不禁要问：官员去完欧洲，见识了西班牙、法国等先进的公共房屋设计与管理模式，有否将其精髓带回香港，切实提升公屋的品质和规划思维？官员考察完智慧交通系统，香港的交通管理又有哪些实质突破？这些外访活动，若只是拍照留念、撰写一份无人跟进的报告，对香港没有丝毫改变，那就是赤裸裸的浪费公帑，辜负了公务员考察应有的使命。

真正的“行政主导”，不是主导程序，而是主导改变、主导整顿。高层公务员必须承担起责任，将每次考察的见识，转化为整顿内部陋习、推动香港进步的动力。这需要一种“合理性”的主动——不是盲动，而是基于专业判断和考察所得，看到人家比我们好、比我们先进，就要千方百计去学、去改、去落地。如果考察回来一切如常，内部机制依旧僵化，科技应用依旧落后，那么这些考察不仅是浪费金钱，更是对公务员“行政主导”责任的放弃。

这种“考察无果”的现象，折射的其实是整个官员体系缺乏“自动自觉”的执行伦理。许多官员觉得，只要完成了考察程序，交了报告，便已尽责。但他们忘记了，考察只是手段，改变才是目的。在内地的进步经验中，官员往外考察回来，是带着“军令状”去推动落实的；香港的公务员，同样拿着丰厚薪津，同样享有行政权力，为何不能在考察回来后，也拿出一份推动改革的“成绩表”？

回复“父母官”的自觉

归根结柢，我们不是要否定公务员的专业能力，而是要追问：他们的专业是为谁服务？香港公务员长期标榜“政治中立”和“程序至上”，这在理想状态下是优点，但若演变成以程序为挡箭牌，对民生疾苦无动于衷，那就是价值的彻底颠倒。他们服务的对象，不应该是冷冰冰的内部规章，而是活生生的人民。

在正常的社会里，官员支持不是一种需要被“争取”的稀有资源，而是公共服务的基本产出。一个有“父母官”自觉的公务员体系，会主动巡查路面状况，在市民投诉前修补坑洞；会因应社区人口变化，主动调整图书馆和康体设施的开放时间；会看到邻近城市的科技进步，急起直追，主动整顿内部落后的数码系统。这些都不是需要议员去“争取”的事，而是公务员受薪该做好的本分。

改革的方向，不是简单地削弱公务员，而是要重新确立其“服务本位”。这需要从几个层面入手：

第一，政府部门之间的行政权力分工要重新厘清，具体问责与行政分工要落到实处。局长、常秘、处长、专员办公室主任等的职能，是否叠床架屋？是否需要精简，让决策更快、更贴地？

第二，公务员事务局应改革其功能，学习内地组织部在人才管理和研究方面的做法，定期因应科技发展和社会需要，主动检讨和调整公务员的编制、培训与晋升阶梯，强化专业效能。

第三，必须打破退休高官的旋转门垄断，大幅减少退休公务员自动进占公共机构关键位置的惯例，引入多元背景的社会专业人才，令政策制订不再只是圈内人的封闭对话。

第四，必须彻底改革招聘晋升制度，让具备科技能力、国际视野、市场触觉和内地经验的人才能够进入中高层，并设立透明的表现考核，打破“黑箱升迁”，让主动作为、敢于承担的官员得到回报。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在文化上把“官员”还原为“公仆”，令整个体制明白，市民和其代表毋须“争取”他们履行本分，而是他们必须主动向公众证明自己正在尽责。这种“父母官”的自觉，不是封建时代的残余，而是现代公共服务伦理的核心：权力来自人民，必须主动服务人民。

让“争取”从此消失

“为什么要争取政府支持？”这个问题本身，已是香港管治的病征。正常的社会里，公务员的服务是公共服务的基本产出，而不是需要民意代表去敲门乞求的稀缺资源。当街头横额上的“成功争取”继续飘扬，它其实在提醒我们，香港困在行政系统的牢笼中，已经太久。

当有一天，路政署在市民发现之前已主动修好了路面，康文署因应社区需求自动延长了服务，决策局将考察成果迅速转化为实际改革，公务员看到民间疾苦便“自动自觉”整顿内部荒谬的程序——那时候，我们就再也不用追问，为何要“争取”了。那时候，官员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公仆”，而非困在象塔里等待他人来争取的“判官”。香港能否走出困局，关键就在于此。

作者胡恩威是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江苏省政协委员，进念．二十面体联合艺术总监暨行政总裁。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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