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志豪教授专栏

凌晨时份，电话响起，一个家庭的世界忽然塌下来。家人急忙赶到急症室，只听见一句“已经尽力了”。眼泪还未流得出，下一步已经是一连串流程，例如认尸、办理死亡证、通知亲友、商量后事。有人一边强忍泪水，一边打电话与长生店联络；有人站在殓房外发呆，脑里一片空白，却又不得不回应一连串现实问题。亲人离世，本应是最需要被照顾的时刻，但现实往往刚刚相反。人最脆弱的时候，偏偏最需要自己撑住。

死亡相关社工服务支援零散

香港社会对社工并不陌生。学校有学校社工、医院有医务社工，社区里也有各式各样服务的社工。不过，一旦场景转到殓房、死亡证办事处、殡仪馆、墓地或火葬场，或者亲人离世后那段最混乱的治丧过程，支援却常常变得零散。

“殡仪社工”这几个字，在香港至今仍然十分陌生，甚至听起来有点不真实。然而，若从社会工作的角度细看，这种服务其实并非遥不可及的想像，而是香港长期忽略了的一个专业实践场所。任教多伦多大学的社工学者曾家达和谈哇佳曾在一篇论文提及，殡仪服务不只关乎遗体处理与仪式安排，也涉及人们在死亡面前的心理、社会与精神需要；因此，社会工作介入其中，正是为了填补这些长久存在但未被有组织回应的服务空隙。

殡仪社工在制度与情感间搭桥

所谓殡仪社工，并不是代办后事的服务员，也不是礼仪师的另一个名称。他们的工作当然重要，但其职责通常集中于仪式安排、程序处理与服务执行，但工作往往随着仪式完成而告一段落；殡仪社工所处理的，则是死亡发生之后，在制度、情绪、家庭关系与社会资源之间搭起桥梁。

从社会工作者的角度来看，人的困扰往往不只是情绪反应本身，而是多重需要未能被看见、理解和妥善承接后所出现的失衡。丧亲者在面对死亡时，表面上是在处理程序，实际上却常同时承受悲伤、混乱、角色转变、家庭分歧、经济考虑与文化压力。殡仪社工的工作，正是在这些交叠处境中，协助当事人辨识需要、稳住情绪、整理关系、连结资源，从而令人不至于在最脆弱的时候，只能被程序推着走。这种工作既要懂人，也要懂制度；既要承接情绪，也要回应现实。

当内地社工走进殡仪馆最前线

西方国家没有殡仪社工的项目，可是中国内地近年在这方面已有一些值得留意的探索，虽然殡仪社工在中国仍未普及，但正逐步发展，其背景与民政系统对殡葬改革及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政策推动有关。换言之，殡仪社工之所以能够出现，不只是因为前线看见了需要，也因为制度开始承认这种需要值得被专业回应。

早在2012年，重庆石桥铺殡仪馆便引入专业社工机构，在馆内设立社工站。这些社工不是被动等候转介，而是走进前线，跟随遗体接运人员出车，在家属最初接触治丧程序时，提供流程资讯、情绪支援与初步陪伴。火化场的礼堂设有寄语空间与书写装置，让来不及道别的人把说不出口的话留下；之后再透过回访、个案跟进、小组服务，以至生命纪念册制作，帮助家属把悲伤慢慢整理，而不只是压下去。这种介入方式正好说明，殡仪社工并不只是处理“后事”，而是在死亡这一事上开展一种连续性的社会工作。

佛山近年的实践则更清楚展示了另一个方向，殡仪服务由传统的“办事”走向“伴心”。部分殡仪馆不单设立社工队伍，也鼓励前线员工考取社工资格，令服务不只停留在程序完成，而是更重视家属在治丧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关系张力与哀伤历程。当地的报道提到，一名父亲送别轻生离世的儿子时情绪崩溃，当场失控撞地，社工没有急于讲道理，也没有空泛劝慰，只是先用身体稳稳护住他，陪他把最激烈的那一下悲痛撑过去。还有一些服务会设置儿童照护空间、天堂信箱，甚至透过绘本共读和回访，把支援延伸到丧礼之后。

这些例子之所以动人，不是因为服务名称新颖，而是因为它们看见了一件很基本却很容易被忽略的事。死亡从来不只是“一件后事”，而是一场生活秩序的断裂。很多人不是在办丧礼，而是在用最后一点力气支撑自己不倒下。

社工应帮助“最冷静的人”

在我以前的工作中，曾有一位同事早上七时多致电给我，表示丈夫在清晨时被发现在睡梦中离世，并向我表示会晚一点上班。我当下感到错愕，便请她先处理家中的事宜，毋须急于回校。但她却表示，待送儿子上学后便会返回学校。

她回校后的表现一直很冷静、很体面，看起来几乎与平日无异。然而，很多时候，愈是冷静的人，未必愈没事；有时只是还未找到一个可以安全崩溃的空间。社工介入的起点，并不是替当事人界定他“应该怎样悲伤”，而是协助他逐步辨识当下尚未被回应的需要，包括资讯整理、程序协助、情绪空间，以及家庭角色与生活秩序的暂时稳定。这样的理解，比起单纯劝人节哀，更能体现社会工作的专业位置。

丧事背后是家庭角色重组

一个丧亲者，要处理医院手续、联络亲友、顾及长辈情绪、安抚小朋友，也要开始盘算接下来谁来照顾尚存的家人。表面上看，这看来是一连串丧事安排；实际上，往往是整个家庭角色、责任分工与生活秩序的突然重组。

我自己过去亦在加拿大处理家人丧礼经验，深深感受到，丧礼仪式完成后，现实问题并不会随之结束，反而很快便要面对遗产、文件、家庭协调与往后生活安排等延续性问题。也正因如此，殡仪社工若只被理解为丧礼现场的情绪支援，便会过于狭窄。

这些压力，未必会立即被看作“需要社工”的情况，但它确实是社会工作长久以来最关心的处境之一。死亡带来的，不只是情绪上的失落，也包括责任分配、照顾安排、家庭关系和生活秩序的重新调整。

殡仪社工可填补生活真空

也因此，殡仪社工与临终照顾、善宁服务、哀伤辅导虽然相关，却不完全相同。

临终照顾主要发生在死亡之前，重点是陪伴病人与家属走向告别；善宁服务是一套晚期照顾模式，关心的是病人及其家庭的整体需要；哀伤辅导则是一种介入方法，着重协助当事人理解和整理失落。相比之下，殡仪社工所处理的，是死亡已经发生之后、医疗服务大致告一段落、而生活却尚未重新站稳的那段真空。它关心的不只是情绪，也包括治丧程序、家庭协调、文化习俗、资源转介，以至如何在一个高度脆弱的现场里，用最少的打扰，做到最需要的陪伴。

最需要支援时最不懂求助

香港已有医务社工，也有一些善宁及丧亲支援服务，但不少支援仍然主要集中在医院或院舍，或者等待当事人主动走进辅导服务。这些服务当然有其价值，却也有一定局限，因为离世很多时候是突如其来的，未必来自一段可预期的慢性病历程，也未必属于高龄善终的情况，自然难以由既有服务及早介入。正因如此，死亡之后那段最混乱、最脆弱、也最容易被忽略的过渡期，便更需要一种能够同时回应情绪、程序与关系需要的专业承接。

在现实里，很多家属最混乱的，不是几个月后，而是死亡发生后的头几天。尤其当个案涉及急症、意外、突发事故，甚至家庭本身已有复杂关系时，那份混乱往往不是一句“等你有空再求助”便可以处理。最需要支援的时候，往往也正是最不懂得开口求助的时候。殡仪社工关心的不只是情绪，也包括程序、关系、角色、制度与资源之间如何重新接合。这正是其专业独特性所在。

香港应从试点开始弥补空缺

中国殡仪社工能逐步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政策引导。这对香港的启示在于，香港欠缺的，也许不只是某一类前线人手，而是尚未把死亡之后的服务空白视为值得制度性回应的社会需要。香港是否需要殡仪社工，相信仍需时间讨论和酝酿，但我们至少可以认真思考，如何把这一段被忽略的路补上一片。

较务实的方向，也许不是立即另起炉灶，而是从试点开始。例如在医院与殡仪服务之间建立短期延续支援，在殡仪馆、火葬场或墓地设立合作社工站，又或者为殡仪业前线人员提供悲伤识别、危机应对与基本沟通训练。不是每一个悲伤都需要正式辅导，但每一个在混乱中的人，都值得被更妥善地对待。

社会温度体现在陪人走过死亡

当然，香港要走这一步并不容易。社会对死亡仍有避忌，医疗、社福、殡仪、法医与宗教系统之间也长期各自运作。资源有限，任何新服务都要面对“值不值得”的现实追问。

但问题是，一个社会是否文明，不只看它如何照顾出生、疾病与衰老，也看它如何陪伴死亡，以及如何照顾那些活下来的人。死亡无法变得轻松，但告别本来可以不那么冰冷；程序也许不能省略，却不代表人只能被程序推着走。

殡仪社工未必是香港眼前最响亮的新名词，却可能是香港下一步值得认真思考的专业方向。如果我们重视需要、关系、系统与实践框架的视角来看，殡仪社工所回应的，从来不只是丧礼现场的一时情绪，而是死亡如何冲击人、家庭、机构与社区之后，社会能否提供一种更有系统、更有人味、也更具专业自觉的承接。真正有温度的社会，不只是懂得把事情办完，更懂得在人最难挨的时候，陪他走完那一程。

作者冯志豪教授是香港能仁专上学院协理副校长。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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