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政策倡议研究所（ASAP）专栏｜张博宇、张芷萱

年逾70岁的长者，照顾另一位同样年迈、身体转弱的伴侣；取药、覆诊、覆诊后的照顾，构成了日复一日的生活节奏。这种情况已不是零星个案，而是近年逐渐进入社会视野的“双老家庭”现象。最新统计数据显示，香港“双老家庭”在10年间持续上升，由2011年的7.9万户增至2021年的14.7万户，增幅高达87.1%。大批年迈长者正在以“以老护老”的方式，维持日常生活。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重量

“双老家庭”的困境在于照顾者与被照顾者身份的重叠。两位相依为命的老人，自身可能就已存在行动不便、记忆衰退或慢性病缠身的问题，然而，他们却成为了彼此的照顾者。什么症状需要即时求医、怎样安排每日的药物服用、如何在体力有限的情况下协助对方如厕或洗澡…这些任务看似日常琐事，背后却需要持续的认知判断、清醒的情绪状态，以及无间断的体力投入。

然而，照顾彼此所需要的认知、判断与体力恰恰是老年人最难以维持的痛点。当初“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承诺，在年迈时以照顾彼此去实践，当彼此照顾的需求叠加在身体机能衰退之上，比终身承诺更重的就变成是照顾压力和无助感，年轻一代未必可以完全体会。

“三文治一代”不堪重负

面对双老家庭的困境，直觉性的追问往往围绕子女的不尽责、不尽孝。似乎正是因为双老子女的缺席，才会让父母陷入彼此相依的境地。这个判断，情感上非常直观，但若放到真实的社会中审视，却显得过于轻率。

要理解这个问题，首先需要认识香港社会的“三文治一代”。这群中年人，上有年迈双亲，下有仍在成长的子女，而自身同时还肩负着工作收入的重担。这个称呼本身，已带有某种压缩感，像一块被上下两层死死夹住的馅料，没有空间舒展，只能尽力维持现状。然而，“三文治一代”所承受的远不止是一个比喻，因为香港的中年一代，正在承受一种比其他地区更大的照顾重压。

港人照顾时长是英国30倍

有国际及本地研究显示，香港须同时承担照顾子女与照料父母双重责任的“三文治一代”中，有46.8%每周照顾时数超过71小时，同一指标下，英国只有1.3%，美国为2.4%，中国内地为0.8%。也就是说，在同样的衡量标准下，香港三文治一代的照顾时数，是英国的逾30倍、美国的近20倍。将每周照顾时数超过71小时换算一下，以一周七天计算，等同于每天平均超过10小时都在某种形式的照顾状态之中，而这还不包括正常的工作时间。也就是说这种“照顾”并不只是每天放工后的一、两个小时，而是几乎渗透进清醒着的每一刻。换言之，香港不少中年人并非只是“忙”，而是在子女、父母、工作与家庭责任之间，承担了一种接近全职、甚至超时的照顾角色。

然而，在照顾责任与工作压力的天秤下，三文治一代无法偏向任何一端。血脉双亲无法割舍，然而香港的生活成本压力令他们在面对房贷或租金、子女的教育开支、日常家用以及年迈父母的医疗费用等开支面前，亦无法抛下或减少工作全心全意地投在照顾责任中。如果香港是出实况剧，对绝大多数中年人而言，“辞职去全心照顾父母”几乎是不可能想像、不可能演出的剧情。他们离开职场所付出的代价，不只是一份薪水，而是维持整个家庭生活的能力。这份两难，是真实且沉重的，亦需要放在香港这个城市的具体生活条件下重新理解，而“双老家庭”愈来愈多的现象，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子女。

两代压力的结构性碰撞

“双老家庭”的增加与“三文治一代”的困境，表面上是两个不同群体的问题，但它们其实是同一个社会结构问题的一体两面。一面是两位年迈的长者，在体力与认知日渐衰退的同时，仍在互相照顾、独力维持日常；而另一面是他们的子女，在工作、照顾子女及双亲的三重轨道上超负荷运转。

这不是因为任何一方的情感疏离，而是在现实压力下逐步形成的落差。年迈的父母需要的是陪伴，是及时的照料。然而其子女在工作和支撑下一代的压力下，剩下的往往是力不从心，而非真的不在乎与不关注。

“双老家庭”所面临的困境，往往在于当其中一位长者突然健康恶化或需要紧急照顾时，另一位年迈的伴侣不仅顿失依靠，更须独力承担全面的照顾责任，身心俱疲。现时政府已设有多项照顾者支援服务，涵盖居家及社区照顾支援，以及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等措施，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适切协助。然而，当“双老家庭”面临突发危机时，此类家庭往往需要更具针对性的深入介入支援，以提供短期的紧急援助与喘息空间，让“三文治一代”得以规划长远的照顾安排并接手，确保照顾不会突然中断。

作者张博宇为亚太政策倡议研究所ASAP研究总监；张芷萱为亚太政策倡议研究所ASAP研究员

亚太政策倡议研究所（Asia-Pacific Society for Advocacy and Policy, ASAP）结合严谨精辟的公共政策研究及积极倡议策略，将实证研究转化为政策推动力。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