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畅专栏

中美元首会晤牵动全球视线。5月14日上午会谈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提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并非一时兴之所至，而是延续他早于2015年访美时已提出的判断：世界上本无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只是大国若反复出现战略误判，便可能自己制造出陷阱。这番表述的重点，这句话不只是说给美国听的，也是说给全世界听的。它标志着中国拒绝接受西方历史学中关于“崛起国与守成国必有一战”的宿命论，试图用一种全新的“中国式叙事”来破解这一历史魔咒。

修昔底德陷阱：
自我实现的预言

“修昔底德陷阱”一词，源自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埃里森（Graham Allison）对古希腊历史的提炼，其核心逻辑是：新兴大国的崛起必然挑战守成大国，导致结构性冲突甚至战争不可避免。这一理论的背后，深植于西方把大国崛起等同于殖民扩张、霸权争夺的历史惯性。然而，这是一种典型的西方零和博弈思维产物。常见的误读在于，人们简单认为“崛起国必然挑战霸权国，因此战争不可避免”。但我们回到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原文便会发现：“使战争不可避免的，是雅典的增长，以及由此引发的斯巴达的恐惧。”关键在于这个因果链：并非雅典主动谋求战争，而是斯巴达因恐惧雅典的增长而选择先发制人。换言之，陷阱的触发往往来自守成者的焦虑与误判，而非新兴者的必然侵略。

这恰恰是习近平主席所说的“自己给自己造成陷阱”的逻辑起点。如果我们继续用“崛起”对“遏制”的框架理解中美关系，就会陷入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因为害怕战争，所以实施遏制；因为遏制，所以引发对抗；因为对抗，所以最终走向战争。这个恶性循环，才是真正的陷阱。

中国式现代化：
跨越西方话语陷阱

这一点，需要放在更大的话语背景下理解。西方长期把现代化等同西方化，把大国崛起等同霸权扩张，再以“修昔底德陷阱”、“霸权稳定论”等概念，将自身历史经验包装成普遍规律。问题在于，这些理论并非放诸四海而皆准。它们本质上源于特定文明经验、特定权力结构与特定地缘竞争条件，却往往以普世之名，对其他发展道路作出价值裁判。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正在于以现实成就打破这套单一路径叙事：一个非西方大国可以在不走殖民扩张老路、不照搬西式制度模板的情况下，完成自身发展并保持对外和平取向。这种实践打破了西方经济学理论解读中国的盲区，也证明了现代化道路没有固定模式。

也因此，当西方一些舆论习惯以“中国崛起是否必然挑战现有秩序”来设定问题时，中方更关心的其实是：现有国际秩序是否容得下多元现代化道路，容得下非西方国家在制度、发展与安全观上的差异。若世界只能接受“像西方那样成功”，那么任何不按其剧本发展的国家，都会被视为异类，甚至被建构成威胁。这不是单纯的认知偏差，而是一场围绕国际话语权的深层竞争。21世纪真正的权力，不只在于军事与经济总量，更在于谁有能力定义何为现代化、何为秩序、何为安全，以及何为可接受的大国行为。

四个稳定：
破解话语体系枷锁

习近平在此次与特朗普的会面中提出“四个稳定”，其深意远不止于外交。这四个稳定——稳定的经贸关系、稳定的沟通渠道、稳定的战略预期、稳定的国际秩序认知——本质上是在构建一套替代“修昔底德陷阱”话语体系的新框架。因为所谓陷阱之所以形成，往往始于三个层层加深的步骤：先把对方的发展视为威胁，再把本方的遏制合理化，最后把升级的对抗解释成不可避免。若要打断这条链条，关键不在空泛呼吁和平，而在建立稳定预期、维持高层沟通、管控敏感议题、保留合作空间。这也是为何“稳定”二字特别重要。稳定不是没有竞争，而是令竞争不至失控；不是消灭分歧，而是避免分歧被话语武器化、制度化与战略化。

凡是将中美之争理解为“修昔底德陷阱”的，无论初衷如何，实际结果都将矮化中国的历史地位，混淆视听，削弱中国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能力。因为这个框架本身就预设了冲突的必然性，把中国的崛起定性为对现有秩序的“威胁”，而非对现有秩序的“丰富与完善”。习近平主席的“四个稳定”，正是在向世界表明：中国要的不是推翻秩序，而是共同建设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秩序。

21世纪的真正权力：
话语体系和定义世界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此次访华展现出的务实转向，显然表明美国决策层未必执念于“一战不可避免”的教条。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硬实力（完整的产业链、科技自主能力、超大市场）与制度韧性，让美国不得不认清现实：全面脱钩或军事冒进不符合其根本利益。中美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矩阵，以及双方建立的最高层直接对话渠道，成为了防止误判的安全阀。

未来五年，将是中美格局走向的关键时刻。在21世纪，真正的权力，不在于谁的军队更强大，谁的经济更庞大，而在于谁有能力定义世界，谁有能力为人类的共同未来提供新的叙事。我们需要创造新的语言，来描述21世纪的世界。中国正以自身的实践，打破西方话语垄断，构建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理论体系，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理念。中国的复兴如果能够和平渡过“修昔底德陷阱”的阴影，将不仅是中国之福，更是世界之福，是人类之福——它将开创一个大国和平过渡的历史新创举，证明崛起与冲突之间，从来都不是唯一的必然。这是中国向世界描述的路径，也是这个时代最值得珍视的历史可能性。

作者刘畅博士是“香港新方向”总召集人，香港人才创业者协会执行主席，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客座教授。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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