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文瀚博士专栏

如果你以为外交部长的日常，就是穿梭各国首都、在镜头前握手微笑，那你只看到了这份工作的表面。真正的“外交”工作，其实更像一场永无止境的资讯马拉松。每天要消化大量简报、新闻、会议纪录、通讯讯息和政策文件，还要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中，准确记得某位官员三个月前说过的话，以及某项议题背后的历史脉络。在这种情况下，记忆力不再只是个人能力，而是决策能力的一部分。

新加坡外交部长打造个人AI

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Vivian Balakrishnan）最近公开分享，他亲手打造了一套属于自己的人工智能“第二大脑”。这套系统并非由政府资讯科技部门斥巨资开发，也不是某间矽谷公司量身订做，而是利用一台价值数百港元的Raspberry Pi微型电脑，加上一系列开源工具组装而成。

它可以阅读他的WhatsApp、Gmail和语音备忘，将资讯转化为结构化知识，并建立一个持续成长的个人知识库。当他问系统某个问题时，AI并不是到互联网搜寻答案，而是从他过去累积的资料中提取相关内容，重建完整背景。换句话说，这不是聊天机械人，而是一个真正理解他工作脉络的数码智囊。

维文曾说过一句非常值得所有领导者深思的话：“你无法治理一项你只是听别人简报过的技术。”这句话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今天不少企业高层和政府官员都在谈AI，但真正亲手使用、理解其能力与限制的人，其实并不多。

AI真正的价值是转化个人的工作经验

很多人对人工智能的认识，停留在会议室的PowerPoint和顾问报告中。他们熟悉术语，却未必真正知道AI在实务上能做什么，也不知道它在哪些地方会出错。而维文选择亲自动手，自己搭建，自己测试，自己把AI融入日常工作流程。这种“落手做”的态度，或许正是新加坡能在科技应用上持续走在前列的原因。

这件事的重要性，不在于一位部长懂得写程式，而在于它显示出人工智能的门槛已大幅下降。过去，建立这类系统需要庞大预算、专业工程团队和企业级基础设施。今天，一位六十多岁的眼科医生出身的外交部长，利用周末时间便能组装出一套可用的个人AI助手。

这意味着，人工智能的真正价值，不再只属于大型科技企业。未来最大的竞争优势，可能不在于谁拥有最先进的大模型，而在于谁能把自己的知识、经验和工作流程，转化为可被AI调用的系统。换句话说，真正的护城河不是模型，而是你自己的记忆。

官员的“第二大脑”是否属于公共纪录？

对企业而言，这种“第二大脑”的价值非常直接。它可以记录每次会议的决策逻辑，保存与客户的历史互动，自动整理市场资讯，并在需要时迅速调出相关背景。

对顾问、律师、记者、研究人员和管理层来说，这等于把多年累积的经验转化为可即时调用的智慧资产。对政府而言，意义更为深远。未来公共行政体系可能出现新的分野。一类官员能够把AI当成工作伙伴，在更短时间内掌握更多资讯，做出更完整的判断。另一类则仍依赖传统流程，在资讯洪流中疲于奔命。这不只是效率差距，而是认知能力的差距。

当然，AI并非万能，也伴随不少风险。它可能一本正经地捏造资料，可能受到语言偏见影响，也可能引发纪录保存和保密问题。若一位官员的“第二大脑”建立在私人设备上，这些资料是否属于公共纪录？在离任后应如何处理？谁对错误负责？

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答案。但真正值得担心的，不是AI会犯错，而是决策者对它的理解过于肤浅，却急于把它用于重要工作。

香港决策者愿意亲手使用AI吗？

维文的例子最值得借镜的地方，不在于他用了什么工具，而在于他展示了对科技应有的态度。不要只听简报，要亲自尝试。不要只问AI能做什么，更要思考它如何融入自己的工作流程。不要只租用别人的智能，而要建立属于自己的知识系统。这对香港尤其值得反思。

香港近年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政府和企业也不断提出各种策略与蓝图。但真正的竞争力，最终不取决于发布了多少政策文件，而在于有多少决策者愿意亲手使用AI，理解它，并把它变成提升工作效率与判断力的工具。

新加坡外长用一台小小的Raspberry Pi告诉我们，人工智能时代最重要的资产，不是芯片，也不是模型，而是人的好奇心与动手能力。未来最有价值的人才，未必是记得最多资讯的人，而是最懂得建立属于自己“第二大脑”的人。

作者叶文瀚博士是亚洲行销科技协会主席，圣方济各大学创业培育中心副总监。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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